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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railway，将自己也连累了。所以，范妮总是强调自己是上海人，而倪鹰是湖南人，来自不同的地方。要是在欧洲的版图上，等于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是葡萄牙人那么不同。倪鹰听范妮这么说完，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字一顿地丢出一句话说，：“那范妮一定是英国人，而且是维多利亚贵族，我一定是葡萄牙人，而且是乡下种葡萄的那种苦命人。”范妮这才知道，自己算是将倪鹰得罪了，但是范妮想要撇清自己和土气的倪鹰之间关系的愿望太强了，她并不在意倪鹰的不快，甚至，她认为那是倪鹰对自己的妒忌。

范妮一直以为到了纽约，她的学校里面差不多会飞满了天使，而她，象夏天的巧克力一样融化在新生活中。

而是象夹生饭一样，看着一切都好，可吃起来，不是滋味。她有时想起在小学时候她独往独来，心怀怨怼的情形。这让范妮又惊又痛，她从来没想到自己在美国的学校里，不是在陌生的超市，不是在咖啡馆，也不是在海关，居然还会有这种格格不入。

范妮的惊痛，很快就蔓延到了学业上。从上小学的时候开始，她就知道自己的户口在新疆，将来要是想要国家给一个工作，一定要回新疆才能有。她也知道，自己是绝不会回到那当年爸爸妈妈被迫去的陌生地方。她甚至从来都没有去过新疆的家，从生下来就一直住在上海。但是，要一辈子住在上海的话，就意味着一辈子没有工作，象维尼叔叔一样。生活一开始就对范妮紧紧关上了门，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所以，她从来不认真上学。遇到下雨天，刮风天，太冷的天，太热的天，她都不去上学，遇到学校春游，或者到工厂去学工，她也以身体不好的名义请假。到了范妮上中学的时候，中国恢复考大学了，但是，户口的限制仍旧存在，范妮必须回新疆去参加考试，作为新疆的考生，就是考到上海来上大学，毕业后也必须回到新疆工作。爸爸妈妈说，读那样的大学，等于给范妮判无期徒刑，不如不读，还可以苟且偷生当个上海人。于是，范妮也从来没有象班上准备考大学的同学那样，认真读过一天书。班主任老师让她振作精神，在范妮看来，是很小儿科的话，简直就不值一驳。她一直有充分理由游离在生活之外，借此来掩盖她对自己将来的茫然和被遗弃的失落。她从来没有建设性地梦想过什么，在她的学校生活中，从来没有过可以实现的梦想。她的梦想，总是带着破罐子破摔的气息，就象小孩子要不到自己想要的玩具，索性要天上的月亮。到现在，她到了纽约，进了布鲁克林的语言学校，现在的班上，一屋子的外国学生，个个都象蚂蚁搬家那样，一点一滴地从背诵介词固定搭配开始，挤进美国社会，而且在那里站稳脚跟。那种样子，就象范妮中学时代的同学们一题一题地积累着，准备考大学的时候。而这，正是范妮最不习惯的地方。范妮其实并不习惯，也没有刻苦学习的那种乐天的精神，愿意为将来先付出自己的努力。

所以，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范妮的英文很好，因为她的发音好，语调好。渐渐才发现范妮的英文就是一个花架子，认真读书起来，她的单词量小，语法错误多，介词的固定搭配几乎不会。而且面皮极薄，只要遇见一个读错，被纠正的单词，接下来就一败涂地，连老师的问题都听不懂了。英文课一天天地继续，莲娜的英文越来越好，湖南人倪鹰的英文仍旧没有好口音，乍一听，象是说中文一样的语调，可是，她的词汇一天天地多起来，上语法课的时候，她从来不错，连介词固定搭配也不出错。只有范妮还停留在原处。她做不到把英文当成实用的工具来学习和掌握。她只能够把玩英文，欣赏英文。

范妮喜欢它的声音，它的语调，喜欢课文里的故事，还有老师在解释课文时讲的那些事情。她把玩的，是透过英文传达出来的西方世界的气息，她认为，那是她失落的世界。当时在前进夜校的时候，她也常常和“美国罐头”一起背托福生词和介词搭配，她尤其喜欢背介词搭配，因为中文里面没有这样的介词搭配。这种在学中文里面没有的东西的感觉，才是范妮所喜欢的。常常，他们到国际饭店楼上的咖啡馆里去准备考试，那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那里的咖啡杯子和吃香蕉船用的玻璃盘子都还是从前用剩下来的老货，能看到洋派的四十年代的痕迹。背书背得累了，他们就开始说国外的情况和出国的消息，或者不说话，听安静的国际饭店二楼咖啡馆里播放的轻音乐。那时上海电台中午的《立体声之友》里，总是播放一些老歌的改编曲，象《星尘》，《烟雾弥漫了你的眼睛》，《月亮河》，在温柔的轻音乐里，范妮的心里泛起了它们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