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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去把新起的乌桓平定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的‘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歪曲。”　。。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8）

《光明日报》为给曹操翻案展开讨论，决定设立学术小组向史学、文艺等各界人士征询意见，约写稿件。1959年2月19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史学》专刊第152号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是不公平的，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帽子，恢复名誉。郭沫若又在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文深化其观点，提出：一、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军但没有违背其起义目的；二、曹操平定乌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性战争；三、曹操杀人问题应根据史料重新考证；四、曹操对民族、文化发展有很大贡献；五、曹操被冤很久，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这两报对曹操的大讨论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报刊，形成各界人士争谈曹操的盛况，来自全国史学界、文学界及戏剧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晗、谭其骧、王昆仑、周一良、刘大杰、郑天挺等撰文参加讨论，参与者畅所欲言，许多论点针锋相对。历史学家吴晗3月19目在《光明日报》发表《谈曹操》指出：“这些天来，一碰见人就谈曹操，大家兴致很高，甚至在会场上，会前，会后，中间休息的时候，谈的都是曹操。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是坏人，也有人说一半一半，一半好人，一半坏人。议论很多，文章也不少，人人各抒己见。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了谈曹操这样一个好题目，学术界也在百花齐放了，春色满园关不住，好得很。”多数人在讨论中都同意郭沬若、翦伯赞的主要观点，认为曹操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是当时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其屯田制、压抑豪强等措施以及统一北方、恢复经济的成绩也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争论较为激烈的是曹操*黄巾军问题，其次是关于曹操嗜杀问题及几次战争的性质。谭其骧不赞成“翻案”说，更不赞成因功讳罪，认为郭沫若过誉曹操。谭提出曹操有四大功劳，一是结束汉末豪族军阀间混战、统一北方；二是征服乌桓和鲜卑，保障边境安宁；三是打击名门豪族，一定程度抑制兼并，澄清吏治；四是恢复生产，某种程度还发展了生产。认为其罪过也有四项，一是*农民军；二是战争中杀人太多；三是推行高度剥削的屯田制；四是道德品质方面忌刻残忍。毛泽东在1959年8月11日庐山会议上说：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

这次讨论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曹操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有所改变。京剧舞台上的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个红点，以示是好人。这次讨论曹操的主要文章由北京三联书店在1960年结集为《曹操论集》出版。其后出版的有关学术著作和辞书，大都吸收了这次讨论成果。

余波未平，海啸又起。*后期有所谓“评法批儒”运动，曹操被推崇为*家、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彻底反对儒家思想的斗士。一时间光环四射，曹操登上了他个人荣誉的巅峰，进入红得发紫阶段，当时出版的《曹操集？出版说明》实际表达中央意志，大略说：曹操在纷争兼并的局势中，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二十多年里逐个消灭了黄河流域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曹操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大力建置屯田，用各种办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书中“败军令”、“论吏士行能令”、“选军中典狱令”等以及“军令”、“孙子注”中一些注释，反映了曹操主张法治，反对礼治的尊法反儒思想。“收田租令”提供了有关曹操抑制豪强的资料。东汉选拔官吏用人唯亲，并讲究儒家的一套虚伪德行，借以培植为儒家腐朽路线服务的伪君子，抑制有进取心的革新分子。为了保证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打破用人的旧传统、旧标准，从世家豪族名士儒生手中夺取用人之权。书中的“论吏士行能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都反映了曹操在这些方面的反潮流精神。他公然宣称哪怕被说成“不仁、不义”的人，只要“有用兵治国之术”，他都能任用，这是对孔、孟之道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