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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友好合作，大体还是听我们党的，我想如果我去，对孙蔚如起点影响，对整个形势有利。离开北平前，？？王世英决定，将我在北平的关系交给萧明（解放后任北京市总工会主席）。1936年春节过后，我就到了西安。先跟杨虎城见面，接着和孙蔚如见了面。那时，形势已定，蒋已释放，决定一起抗日。南京何应钦派策划内战的阴谋，在蒋回去后，也有所收敛，全国正在酝酿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孙蔚如？？来邀我去西安的意图也有所改变。2、3月份，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同志。自1928年在上海见面后，已有七八年没有见到他，我的工作关系在他那里，北方联络局也是受他领导的，他很了解我。

再返孙殿英部（1）

华北丢得这样快，国民党军队撤得这样乱，等我赶到石家庄一问，恩来同志又走了，留话要我到太？？八路军办事处找他，我就这么一路赶。山西地形难攻易守，过了娘子关，走路就不大受战争影响了。赶到太？？，才在八路军办事处又找到恩来同志。那时敌机已轰炸太？？，进办事处就遇空袭警报，恩来同志和我一起进了防空洞。洞很大，朱老总也在那里，那时八路军不少人在太？？。由于重视华北战争，恩来同志对华北可以建立关系的部队都不放松。恩来同志对孙殿英这支力量很重视，一谈便要我利用旧日关系，到孙殿英部队去工作，主要还是做争取孙殿英的工作，交代我任务：争取孙殿英坚持华北抗战，建立跟八路军的友好合作*关系。交代后，就叫我快些走。总理交代任务时有南汉辰参加。我也把孙和蒋介石的关系及留下和孙多谈一天了解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请示：孙参加过反蒋战争，失败后同冯阎一同退到山西，1932年又进攻宁夏参加福建政府反蒋，所以和蒋的关系一直是很恶劣的。这一次孙利用华北抗日的混乱局面东山再起，到石家庄一带后已有三千人上下的武装，？？一战区刘峙介绍孙和蒋见了面，蒋介石给孙部一个冀察游击司令的名义，实属万不得已，对孙还是极不放心的，就把孙的部队交给军统戴笠负责控制，指定孙和戴笠建立？？常联系，军统派了一个特务工作组带着电台到了孙部，长住在孙的司令部，实际代表蒋介石，负责监视孙殿英的活动，附带作军队的情报工作。这一特务工作的负责人是严家诰，这种情况说明他们还是很对立的，并请示如何对待这个特务工作。对于这种形势周恩来指示（大意）：　“一定要和他们来往，能打进去更好。”

抗战开始后，参加到孙部的有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在上层能和孙谈问题的有李锡九（共产党员），邢肇棠（1941年后参加共产党）和我。其他如姚亮（共产党员）、李琦（共产党员，较长时间内都是做孙部地下党的负责工作）、张磐石、刘植岩等。

我从太？？出来，孙部还在行唐一带，很快我就去了，实际也没有具体工作，等于先留在那里。这时孙的部队已？？继续向南撤退到了石家庄以南武安一带。

我初到没有安排工作。而他那里的情况已？？变化，孙刚取得国民党的名义，又有特务监视，我初到引起了孙对我去他那里的考虑，他虽然拿不出我是共产党的证据，但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言论、行动。这时，孙殿英顾虑我们会不会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他要靠蒋发给军费，补充弹药等，他不肯丧失这些东西。年底，上海失守前夕，他跟我商量，问我是否到南京走一趟，跟戴笠建立个关系，以方便今后工作。孙殿英恐怕我去他那里引起特务的疑忌，如果取得戴笠的谅解，还希望我留在他那个地方。我当时也认为，既到孙部工作和他们是不能不打交道的，而且总理也作了明确的指示。恩来同志的想法是争取各部分力量抗战，对国民党特务我们也不是搞对立，而是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抗日。防范是要防范，但不搞对立。根据恩来同志的提示，我想我可以到南京去，便欣然而去。孙在南京早已有了办事处，有个办事处主任叫刘曾若（解放后武汉市政府参事室），是孙殿英的常驻代表。刘还是比较进步的，旧日跟徐冰同志有联系。这个办事处主要就是跟戴笠发生关系，孙要钱，要东西，都通过戴。蒋答应发给时，也通过戴领取，蒋知道孙不好对付，只有用特务组织来控制他。戴的特务组织，把孙的一举一动都报告蒋介石。我跟刘曾若见面，把孙要我来的意图讲了。这时戴不在南京，他的机关报告他，他约我去上海见面。我从南京出来到了上海。戴的办事机构，把住什么地方最靠近戴，都作了安排，我住的地方与他们都有关系，可见所有的活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我想，住到这里也好。它对国民党其他特务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