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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经过长期考验，是忠于蒋介石，忠于国民党的；其二，宋宜山是台湾立法委员，为所谓“中央民意机构”代表，身份比较灵活；其三，宋宜山的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可以说是去探亲；其四，宋宜山为湖南人，而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以及负责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章士钊亦是湖南人，利用乡情进行对话，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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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4）

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章世钊、唐生明（曾与蒋介石争雄中原的唐生智的弟弟，也是湖南人）到车站迎接。宋宜山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由唐生明作陪。当然，这次“宴请”宋宜山，周恩来是以在饭店中见面的方式安排的。他亲切地笑指着唐生明对宋宜山说：“唐生明是国民党人，也为共产党做过很多好事，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时，为共产党提供过枪支弹药和物质，营救和掩护过一些伤员，共产党始终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随后，周恩来又谈起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说宋希濂是抗日名将，他在滇西通惠桥指挥的战役重创日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还说今年是宋希濂50岁生日，让宋宜山去看看胞弟，这使宋宜山深受感动。

最后，话题转到国共和谈方面，宋宜山告诉周恩来，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总的说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的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具体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

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还深情地提到了童冠贤，并回忆了他过去与童冠贤的友谊，说他早年在国外留学时很苦，曾得到过童冠贤的帮助。周恩来对宋宜山说，你与童先生共过事，你回香港后，请一定转告童先生，欢迎他回国定居。周恩来还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滞留海外的国民党人和爱国人士回祖国考察、观光、探亲、访友，更欢迎他们回国工作，并表示来去自由。

周恩来一席话，使宋宜山如沐春风，过去对共产党的种种疑虑一扫而光，与共产党的距离也一下子亲近了许多。他表示回去后一定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并为国共再度和谈而尽力。

不久，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具体条件：

（一）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二）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三）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

（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李维汉还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

宋宜山对中共所提条件没有表示异议，他说回台湾后，将向蒋介石报告，并为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宋宜山在北京期间，在章士钊、唐生明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故宫、颐和园，还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见胞弟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生活都很不错，也十分放心。

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加之号召和平统一祖国，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给宋宜山以欣欣向荣的印象。

5月，宋宜山回香港，章士钊、唐生明等人到车站送行，他们握着宋宜山的手，情意深长地说：“希望再见到你，是陪同国民党更高的官员前来谈判。”宋宜山笑了，他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会再见的。”

宋宜山回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书面报告。宋宜山即写了一篇一万五千字的报告，交许孝炎转蒋介石。宋宜山的书面报告中叙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还描写了沿途及北京的各种见闻，包括农村平畴绿野，丰收在望，工厂生机盎然，蓬勃发展，市场物品丰富，供应良好等情况，把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大陆写得很有一番新气象，还说“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各业俱兴，民众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