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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办公室主任，杨登科换了台小车开，别的一如从前，局长还是局长，科长还是科长，干部还是干部，工人还是工人，司机还是司机。

这天曾德平要出去办事，叫了杨登科的豪华型桑塔拿。上车后，曾德平说：“现在吴卫东和刁大义靠了边，小环境好多了。等我把办公室的事理顺了，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吧。”杨登科知道他所谓的办法是指什么，说：“无所谓，桑塔拿比那台破面包强多了。”曾德平说：“杨科你这是批评我了，我既然到了这个位置上，能不管你吗？”杨登科说：“董局长多坐了两回奥迪，奥迪就成了嫖客车，现在他更加不敢配专车了。”曾德平说：“如果奥迪没成为嫖客车呢？董局长岂不是让奥迪做了自己的专车？”

杨登科觉得曾德平的分析有几分在理，说：“你的意思是，董局长并不是真的不想配专车，他是还没选好自己中意的司机？”曾德平笑道：“杨科真是聪明人。人说妻好半年粮，领导选司机，就跟咱男人讨老婆是一个道理。”杨登科说：“把领导找司机跟男人讨老婆扯在一起，不是有些牵强附会么？”曾德平说：“一点也不牵强附会。男人讨错老婆，一辈子都会走背运，领导选错了司机，肯定是会出事的。官场上已经司空见惯，司机穿帮，然后牵出背后的领导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人总结说是司机现象。”杨登科附和道：“董局长在专车司机问题上这么小心谨慎，久拖不断，看来最怕的就是这个。”

晚上回到家里，杨登科在聂小菊前面提到曾德平关于领导选司机的比喻，说：“我讨老婆时，如果也像董局长选司机这么小心翼翼，恐怕现在还是人一个卵一条。”聂小菊圆睁了杏眼，骂道：“你们这些臭男人，什么时候都喜欢作贱我们女人。”杨登科说：“还没严重到这一步吧？”聂小菊说：“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心思，潜意识里巴不得老婆像司机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杨登科说：“不过你放心，如果我做了领导，一辈子肯定只用一个司机。”

笑骂了一阵，言归正传，聂小菊说：“不过曾德平说的也确实是那么回事，谁见过哪个单位的一把手没配专车司机？别说堂堂正正的农业局，一些副处甚至科级单位一把手都配了高档专车，上下班都由专车接送，那派头比中央首长还要足。我们九中就有一位老师的丈夫在市里一个什么拆迁办做主任，仅仅一个小科级，也配了专车，而且是本田的，想想堂堂正处级农业局局长都没专车，还不如一个科级拆迁办主任，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么，说出去恐怕谁都不相信。”

聂小菊的话使杨登科信心更足了。他也知道董志良至今没配专车司机，是对局里的几个司机没底。刁大义差不多都快成为他的专车司机了，只怪他经不住考验，出了这件公案。这也说明董志良拖着没定刁大义做自己专车司机，既是谨慎，也是有眼光的。现在刁大义这个对手已不再是对手，胡国干将红旗开进田里的壮举尽人皆知，小钱则稍稍嫩了点，如果董志良没完全打消配专车司机的念头，首选自然是他杨登科了。而且曾德平做了办公室主任，在吴卫东和刁大义的公案上，他可是最大的赢家和受益者，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估计他也是会促成这件事，而不会过了河就把桥给拆掉的。

见杨登科闷着不吱声，聂小菊忍耐不住，说：“怎么不放屁了？”杨登科就把刚才的想法说了说。聂小菊说：“看你都想到前面去了。我也替你分析过，董局长肯定从迈进农业局那天起，就开始注意你们几个司机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可能看上了刁大义，想不到那家伙自取灭亡，倒给你留下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接着两人着手研究如何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接近董志良。开始认为应该到董志良家里去拜访一次，探一探他的深浅。只是上人家的门总得找一个由头，准备些见面礼什么的。聂小菊故意逗杨登科道：“准备什么？准备个大红包？”

一听红包二字，杨登科就头皮发麻。给吴卫东和康局长送红包都送怕了，杨登科至今心有余悸。何况跟董志良打交道太少，摸不准他的脾气爱好，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杨登科于是苦着脸说：“你别出馊主意，这辈子我再不会给人去送红包了。”聂小菊乐了，说：“你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送红包送出了后遗症。”

杨登科无心开玩笑，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如今办什么事，比用钱开路更有效的手段确实还不是太多。”聂小菊也收住脸上的笑，说：“我看是不是先做些外围工作，比如了解一下董志良的社交圈，看看哪些人跟他交情深，然后通过这些人慢慢向董志良靠拢。这叫投石问路，步步为营，胜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