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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先秦古籍。
再次,非一时一人所著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中说:“《周礼》中所记制度,有不少互相抵牾的地方。如《地官&;#8226;小司徒》中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而《遂人》中却说:‘十夫有沟,沟上有珍;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这如何能配得起来?此外,《春官》中有上帝高于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还有三皇五帝的史统,这些都是西汉时代热烈讨论的问题。”
鉴于此,顾颉刚得出结论:《周礼》“不成于一人,也不作于一时。”
这个论断,看似折中公允,却也遭到一些史学家的反对,认为《周礼》一书体系完密,不可能甲作《天官》,乙成《春官》,丙续《秋官》,其主要轮廓应成于一人之手,他人只能作些小的订补。
如此种种,聚讼千年,至今没有定论。
二、天下大同的理想蓝图
《周礼》共六篇:天官冢宰第一,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地官司徒第二,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春官宗伯第三,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夏官司马第四,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秋官司寇第五,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冬官考工记第六,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
六官各以官制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大一统国家而提供设计理想的蓝图。如对国家行政规划的表述如下:
首先,国都地点的选择。国都地点的选择,要通过“土圭”确定。《春官&;#8226;大宗伯》中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所谓“土圭”,即一种测日影长短的工具;“测土深”,即通过测量土圭显示的日影长短,求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
之所以作如此选择,因为“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此是哲学寓意的需要,也是“体国经野”的需要。
其次,九畿的设置。国都之外设有“九畿”,其分布以方千里的国都为中心,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
《夏官&;#8226;大司马》中说:“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第三,居民组织。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分为邻、里、酂、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
据《地官》“大司徒”、“遂人”等记载,乡、遂的民户构成分别为:一比,五家一邻;一闾,二十五家一里;一族,一百家一酂;一党,五百家一鄙;一州,二千五百家一县;一乡,一万二千五百家一遂。
此外,乡、遂的数量都是六个。六乡、六遂的居民数似乎恰好相合,既无不足,也无羡余。
第四,农田规划。对于“野”的农田规划,《地官&;#8226;遂人》中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这里记载了两个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二是沟洫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
沟洫、道路各有严格的丈尺规定。郑玄注:“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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