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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普还提到，首先，“空客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大型客机的潜在市场”；第二，“如果要做选择的话，大多数乘客很有可能会倾向于乘坐像787那样体型比较小而且能够直接将他们送到目的地的飞机”。不过加普也认为波音向对方表示不满的方式“是无法达到自己原本的意图的”。在给空客造成重创的同时，也会使自己成为一个伤痕累累的失败者，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公司却不能正确地解决被以前的手下败将战胜的问题。他在波音如何恢复当年的经济实力的问题上得出结论：“波音很了解现在的局势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自己已经没有那么强大的手腕，但它仍然有能力玩些手段来战胜对方。”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波音仍未掌握如何战胜对手的策略》。

克林顿的第一批管理智囊团中主管国际贸易事务的商务部副部长，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杰弗里·戈尔登（Jeffrey　Garten）面对此事则是进行更多的沉思。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过多地在此事上争论不休，那么两个大西洋彼岸政体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更为糟糕。而他们现在要面临的情况是美国在伊拉克、伊朗和其他棘手的政治问题上很需要与对手一起合作。长久下去，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合作和最基本的全球商业对话都会受到影响。”

戈尔登还提到：“这件事在司法层面上的说法已经明确了，双方的公司代表了各自政府的国际地位，两者的做法在法庭上都不会被判无罪，而且同时还将产生一个政治上的僵局，这样他们反而可能无视世界贸易组织由此给出的裁决，从而扰乱国际商业秩序。”

2004年底，欧盟和美国的高级商务代表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和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都开始放手这个问题，转而为其他的任务而奔忙了（只是佐利克还没有那么快缓过神来）。他们很快就会被人们所遗忘，因为通过机密的会谈，他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旨在终止持续了若干年的那场遭人唾弃并且给双方带来很大损伤的商战，然后这两个重要人士就会退出大家的焦点。

这个问题以前就被人为地夸大了。的确，政府资助对双方的势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进行如此混乱的口舌之争也是没有必要的。对于他们来说，最要紧的还是生产出好的飞机和做好销售工作。这场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有关空客和波音利益分歧的争斗，已经慢慢地与政府的支持没什么瓜葛了，关键之处又转移到了残酷的商场竞争上。波音的分析很正确，正是政府的支持使空客取得成功，但波音并不能总是留连于对过去的失败，它真正应该投入的还是如何建造新的飞机产品，这才是对于如何抢占市场的最好回答。

第3章　隐蔽的手法和荒唐的决策（7）

波音在自己的核心产业方面停顿了很久，从生产出777后就没有再向市场真正投放过什么很好的飞机（787到2007年之前还没进入市场）。拉米指责波音失去自己的市场份额完全是咎由自取，大多数航空产业人士，包括许多波音的员工也赞同这一观点。

在很短时间里，局面得到了缓和。2005年1月初，佐利克和彼特·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拉米的英籍接任者达成了一个协议草案：三个月内停止政府资助和针对对方的控诉。曼德尔森随后表示：“如果一定要追究最后的结果，双方必然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次冲突的不良影响也会使得各政府间的关系产生裂痕，所以没必要还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

停战仅三天后，两家公司就把这个伤痛忘得一干二净了。空客又开始将四个成员国政府提供的大约13亿美元用于A350的研发。该公司的官员声称继续使用可偿还的政府资助是应该的，只是在规模上要比以前小一些，虽然双方已经结束了“关于停止这些不合法的巨额政府资助的谈判”。另一名空客的官员补充道：“我们将以柔和的姿态利用政府的帮助做好开发市场的任何工作。”而佐利克的一名发言人则强烈反对道：“我们达成协议的目的是要保护各方利益而终止政府资助，我重申一下，是终止。”

空客后来的首席执行官诺尔·弗加德表示，在美国和欧盟的代表还没达成最终决定之前，自己的公司对政府资助的利用将会非常“轻微”。而美国则警告说除非有关协议能够在三个月出炉或双方立刻在相关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否则华盛顿政府将准备提起诉讼。

双方公司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能否制订一些规则来规范新式飞机的融资方式，如A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