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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到你们中国人说的叫什么‘子孙满堂，儿孙绕膝’了！”

我抱着已经渐渐安静下来的小克莱姆，笑着对叔叔解释道：“如果天天吵成这样，我们也受不了啊，平时也就只有过节，大家团聚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有这种感觉的。”

终于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几个孩子在大人们的劝说下，都安静了下来坐在餐桌前吃饭。虽然平时大人们不太制止他们之间的吵闹，但是在餐桌上该有的规矩还是要严格遵守的。所以吃饭的时候，几个孩子都中规中矩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没有人再为刚才的事情戒怀。

只有我家的伯恩哈特还是一脸戒备地看着艾森，似乎对这个哥哥很不放心，尽管碍于沃尔特定下的吃饭时必须遵守的规矩，他也不敢再胡闹，只能老实地往自己的嘴里塞东西吃，但一双眼睛还总是警惕地盯着艾森，生怕他又想去抢走妹妹一样。

看见孩子们都那么精彩熠熠，生龙活虎，让我们这些大人感慨养育孩子千般不易，责任重大之余，也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其实只要看着孩子们健康茁壮的成长，就能让我们心里充满了动力，即使面对生活中的再多困苦，只要是为了他们，我们也会甘之如饴。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1955年。这一年的6月，约瑟夫完成了四年的大学学业，从慕尼黑工大毕业了。由于他所学的汽车与发动机专业正好迎合了德国汽车工业在战后飞速发展的需要，所以他一毕业就在慕尼黑的德国大众总部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设计部里担任见习工程师。

为此，看见约瑟夫终于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能亲身参与到汽车新车型的设计与开发中去，我们也都为他感到高兴。他能从一个孤苦无依的小男孩成长到今天汽车行业里的后起之秀，从残酷的战争岁月中坚强的活下来，靠自己的实力考上大学，其实这条路他一路走来，的确很辛苦。他为此付出的许许多多的努力，我们也都有目共睹，因此当他得到今天的成绩，不能说不让我们为他骄傲。

1955年的下半年，值得我们额首称庆的好事接踵而来，似乎这些好事都象说好了一般，都发生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首先就是阿登纳总理终于在９月时，结束了与苏联长达数月之久的谈判，代表联邦德国和苏联签署了建交协议，并要回了仍在苏联关押着的最后一批，共计一万余人的德国战俘。

作为一个在二战时期立场非常坚定的反纳粹斗士，阿登纳总理一直在致力于如何与纳粹法西斯做抗争，期间多次被捕入狱，但在战后他并没有将历史的罪过简单的归咎于这些曾经的纳粹军人，反而就象一个老父亲关心失落在外的儿女一样，竭尽全力的将所有滞留于他乡的德国战俘带回家乡，为此他已经不懈努力了长达10年之久。

在今年，这些不懈地努力得到了回报，那些在异国他乡关押了数年之久的战犯终于可以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终于可以重回亲人的怀抱。

二战中，德国几乎全部的成年男性都走上了战场，在战争后期的几场旷世大战中，数百万德国男人都死于战火，留在后方的多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因此战后留给联邦德国当届政府最窘迫的事情莫过于德国男性的比例远远低于女性。这种严重失调的性别比例不仅对德国经济的重新崛起造成了障碍，而且非常不利于德国今后社会的正常发展。

这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摆在阿登纳总理面前，也迫使他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向各个国家要回当初被关押的德军战俘，以期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在相继从欧洲各国或通过互相交换战俘，或通过经济补偿的方式要回了全部战俘后，最后得以解决的才是留在苏联的这批人数最多的战俘。

从报纸上知道了那些战俘回归具体的日期和地点后，沃尔特特地向公司里的上司请了假，决定去首都波恩的机场迎接。接机那天，我陪着沃尔特一起去了。因为这样特殊的历史场面，我并不想失去亲眼目睹它的机会，毕竟这是这个时代里，一个值得后人纪念和警醒的时刻。

一大早，沃尔特便开着车从慕尼黑市区上高速公路，一路开往首都波恩。平时并不拥堵的马路在今天忽然变得车水马龙，似乎整个城市的人都在奔向一个目的地。其实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德国的重新崛起是在劫后余生的一代德国老兵手里完成的，而这些老兵中又有很多人都曾经去过那令他们永生难忘的苏联战场。

在那里曾经有着与他们同生共死的战友，在那里有的是曾经一起浴血奋斗的伙伴，只不过他们都是幸运的，他们都能活着回来，而那些没有回来的人中间，却有很多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