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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要求，总算给了三天的宽限。

从这天起，我开始受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折磨。这一半是由于吉冈态度上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一半是由于我自己大大地犯了疑心病，自作自受。我觉出了吉冈的变化，是由于他在山田乙三走后，向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联军的杀害！”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样子是恶狠狠的。但是让我更害怕的，是我从他的话里猜测到，日本人正疑心我不想走，疑心我对他们怀有贰心。

“他们怕我这个人证落在盟军手里，会不会杀我灭口？”这个问题一冒头，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想起了十多年的故技，我得设法在青冈面前表现“忠诚”。我灵机一动，叫人把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和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找来。我向他们命令道：

“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进行圣战，要抗拒苏联军到底，到底……”

说完，我回头去看吉冈的脸色。但这个形影不离的“御用挂”，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预感，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忽然看见窗外有几个日本兵端着枪，向同德殿这边走来。我的魂简直飞出了窍，以为是下毒手来了。我觉着反正没处可躲，索性走到楼梯口，迎上了他们。这几个日本兵看见了我，却又转身走了。

我认为这是来查看我，是不是跑了。我越想越怕，就拿起电话找吉冈，电话怎么也叫不通。我以为日本人已经扔下我走了，这叫我同样的害怕。

后来我给吉冈打电话，电话通了，吉冈的声音很微弱，说他病了。我连忙表示对他的关怀，说了一堆好话，听他说了“谢谢陛下”，我放了电话，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感到肚子很饿，原来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了。我叫剩下来的随侍大李给我“传膳”，大李说厨师全走了。我只好胡乱吃点饼于。

十一日晚上九点多，吉冈来了。这时我的弟弟、妹妹、妹夫和侄子们都已先去了火车站，家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妻子。吉阿对我和随行的一些随侍们用命令口气说：

“无论是步行，或是上下车辆，由桥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面。无论是谁，经过‘神器’，都须行九十度鞠躬礼。”

我知道这真到了出发的时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着，看祭祀长桥本虎之助捧着那个盛着‘神器’的包袱，上了头辆汽车，然后自己进了第二辆。汽车开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夜两天。本来应从沈阳走，为了躲避空袭，改走了吉林——梅河口的路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在梅河口，车停下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军飞机和坦克。但是在吉林站上，我却看到一幅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她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号着……在站台尽头处，日本士兵和宪兵厮打着……

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弥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在当时，这一切在我的眼里却都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矿长的住宅，有七八间房，这种日本式的房间隔音不好，所以成天闹哄哄的。

八月十三日到了这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个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了下来，磕了一阵头。

磕完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日本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不过，”他又说，“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节要听盟军的了。”

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

张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退位诏书”。我站在犹如一群丧家犬的大臣、参议面前，照着念了一遍。这个第六件诏书的字句已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件事：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仰赖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苦笑着给划掉了。桥本担任过守护天皇的近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