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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去粽叶，切开月饼，接下来就是中国家庭共叙天伦的温馨时刻，然而，粽子和月饼的来历却不那么温馨，反而充满着仇恨、不安、冤屈和暴力。“月饼”一词尽管最早出现于《梦粱录》，但是直到南宋，中秋食品仍以应节瓜果为核心，月饼并不普及，最起码还未形成习俗。在月饼界已成信史的，倒是《野客丛谈》所记载的一段野史：“元代至正二十六年夏天。。。。。。。至中秋佳话，刘伯温于月饼内遍置‘八月十五杀鞑子’字条，相约起事，各地胡人是夕均被戕。中秋夜民间无不夜饮，乘酒兴为之，势如破竹耳！胡人不识汉字，因而覆亡。”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端午节，最原始的说法，言其起源于上古三代的“兰浴”。按照《大戴礼记·夏小正》的解释，“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目的是“此日蓄采众药，以触除毒气。”古人相信，五月五日这一天阳气至极，万物茂盛，正是“毒气”最旺的日子。然而，朴素的“天人感应”后来还是被中国民俗中复杂的“人人感应”所取代。纪念伍子胥，是各种传说中的一种。伍子胥是辅佐吴王阖闾完成霸业的功臣，阖闾死后，伍子胥逐渐失宠，新吴王夫差听信太宰伯｛喜否｝的谗言，赐剑令他自尽，还把他的尸体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扔到钱塘江里。于是江浙一带的百姓于每年五月初五祭祀之。

传闻二，见蔡邕《琴操》：“介子绥割其腓股以｛口舀｝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惊悟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传闻三，见《会稽典录》：“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上。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沂，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

不难发现，不管被纪念者是男是女，是民是官，这些人几乎拥有一个共同的死因，一个字：冤！当然，端午民俗中最popular、最有教育意义、最能和粽子发生直接关系的，自然属于“纪念屈原”说。

与伍子胥、介子绥和曹娥三位男女“冤友”相比，屈原其实也不能算是死得最冤。尽管伍子胥、介子随即屈原三人皆因“投入与回报”的高度不对称而死，但是就“投入”而言，屈原为楚国所做的贡献，远不及伍子胥至于吴、介子绥之于周——不过在我看来，死得最冤的，既不是上述三个男人，也不是小女子曹娥，而是曹娥的老爸。作为一名汉代的“神职人员”，曹娥之父因“涛迎波神溺死”，冤就冤在这个传说中的“波神”不是别人，正是“四大端午冤魂”之一的伍子胥。“波神”这个光荣称号，是江浙民众在伍子胥的尸体被扔到钱塘江里之后赠送给他的。

不管怎么说，这四个人都是死于五月初五（曹娥之父溺于此日，曹娥本人则于七日后投江），然而，唯有屈原一人的死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创造或维持了吃粽子的习俗。端午食粽之“纪念屈原说”，始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绿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

屈原死于公元前二七八年的农历五月初五，这一点争议不大。但是，关于“蛟龙所惮”的说法，有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如闻一多教授生前就坚持认为，包括粽子和龙舟在内的种种端午礼俗，实际上与“持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日”有关。也就是说，沉入江中的粽子很可能只是单纯地为了拜祭蛟龙，而不是作为深水炸弹去“恐吓”那些对屈原不利的蛟龙或者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端午食粽之“纪念屈原说”虽然不尽可信，但是，就连“纪念屈原说”本身，也在经年累月的民间语文中发生了难以避免的变异。最显著的变异，是“蛟龙”变成了鱼虾，“惮蛟龙”改做了“喂鱼虾”。小时候听大人说，把粽子扔到水里，是为了怕屈原的尸体被“鱼”吃了。而在湖南省的旅游宣传资料上，则有这样的说法：“传说当地的人听到（屈原投江殉国的）消息以后，十分悲痛，纷纷划着船去抢救，人们不忍心屈原被鱼吃掉，就把米包成粽子投入江中喂鱼。”或曰：“人怕江心中的鱼虾啃噬屈原，在划船前往抢救屈原的同时，把自己船上的粽子投向江中喂鱼，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端午划龙舟、吃粽子的习俗。但是一代爱国诗人是法救生还，屈原投江几天后才被渔民打捞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