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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合法化。美国历史学家埃德加·霍尔特认为：“这是中国摆脱陈旧的闭关锁国政策，争取加入世界各国大合唱所付出的痛苦代价”。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5）

尽管有恭亲王亲领的总理衙门负责与外国列强打交道，中国仍然花了不短的时间才开始放弃闭关锁国的态度，着手实行合作的政策。等了整整三十年时间，中国的皇帝才答应接见外国的使节！还是在专门接待附庸国使者的接见厅里。直到1879年，中国才同意向外国派出使节。无论是否情愿，中国最终被拖进了现代各国的大合唱。但西方文明的阴影仍使目睹1860年野蛮行径的中国人感到不安，并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唤起了祖先们对残忍野蛮、文化落后的外国入侵者的恐惧。

于是，在承认西方物质优越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中国人长期拒绝接受——更不用说推崇——西方的道德价值观。透过圆明园的烈焰，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野蛮民族的牺牲品，他们倾向于将西方与匈奴人相提并论，而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文明具有先进和高雅的性质。

有多位中国的历史学家就这一次“惩罚”著书立说。在惋叹珍贵的艺术宝藏和文化遗产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的同时，有些历史学家也从圆明园的烈焰中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就像凤凰在烈火中重生一样。

可以想见。正如泰奥在1922年出版的《醒来的中国》一书中所说：“直到1860年，英法军队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之时，清王朝才意识到在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但大部分的中国人，当他们看到熊熊烈焰从圆明园升起时，并不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的衰微，而是满清王朝的没落”。

此外，面对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和商埠的企图，中国没有采取日本的应对方式，也颇使人不解。额尔金看得很准确，他说：“当中国不可避免地继续走向毁灭之时，日本没有退缩，并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洒到自己土地上的阳光，走上被中国人轻蔑地抛弃的进步之路。而这样的进步，一旦日本人对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就必然会想要得到它，而且终究会得到它”。最初还十分犹豫不决的日本，最后终于认识到，向美国和欧洲列强粗暴的叩门声做出让步，正是日本利益之所在。日本利用这个机会奋起直追，借鉴西方的技术进步，使国家现代化，既开拓经济资源，又壮大军事实力。在日本的“有识之士”看来，这才是使他们避免厄运的唯一办法，更是他们保持独立的唯一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的明治时代“明智地”回应了西方的威胁。在十九世纪末，通过理想主义的光绪皇帝（1871…1908）和维新派大臣康有为所支持的百日维新运动，中国差一点就实现了旨在逐步走向“自由”帝制的历史转折。但对中国社会和皇权进行激进的改革，主张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公共机构和采矿工业的现代化以及言论自由，吓坏了慈禧太后等人。宫廷中最保守的一派占了上风，旧秩序再一次被保留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专制和变本加厉的排外。从此，清王朝的垮台已不可避免。

在日本自认为处于劣势的地方，中国则恰恰相反，自恃地广人众，认为是自己的强势。1860年，中国犯了低估西欧力量的错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她无论如何都不愿在外国的威胁面前让步。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雷努万在他的《东方问题》一书中对日本和中国做出比较：“日本对外国意志做出让步的那一刻，它已经隐约看到了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广阔远景。当中国一面无可奈何地俯首称臣，一面又努力将国家维持在传统轨道上的时候，一些日本人，由于他们进行了‘全民性’的反应，正在思考如何使国家实现深刻的转变”。

如果我们冒昧地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将中国与日本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把额尔金烧毁圆明园以迫使中国人低头并签订条约的决定，与美国人1945年8月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决定并列起来看。一定要轰炸广岛吗？今天仍然有人提出疑问。这里同样涉及到要日本尽快投降的问题。在这两个事件中，人们继续对这些“战争罪行”的必要性发出质疑。在北京，如果能表现得更耐心一点，额尔金也许就不会去放火。在广岛，美国人本来可以再等上几天，当时日本已经山穷水尽，并准备放下武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两件大事（不过也应该承认，很难将它们相提并论）都应该能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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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6）

卡罗尔·麻伦写道：“个人所遭受的各种屈辱和残暴，与国家荣誉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