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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跑到驻地，连夜把车开了出来。救援车还带来了馒头和汽油，最后一起开到驻地，睡觉休息。第二天中午起来，他们发现当地也没有什么青菜，除了鸡蛋还是鸡蛋，那就只好吃吧，好多专家都反胃了，以后见了鸡蛋就想吐。

刘兴忠在三〇九队的一分队当中方地质负责人，跟找矿员一起跑路线。有时茅草很深，把身上划得都是一道一道的血印，碰到河沟，就跳下去找矿，河沟里的水冰凉彻骨。然后又上去，再爬山，逢沟进沟，逢山过山，有茅草进茅草房，没有就露宿野外。刘兴忠说，苏联人说一不二，他们的意见你必须要执行。比如跑这个路线，碰着陡坡你也得爬上去，按这个路线走，你绕着走就不行。那时宋部长要求我们向苏联专家学习，要求我们虚心。领导干部跟苏联专家发生争论的时候，苏联专家的意见往往受到格外的尊重。我们三〇九队有个副大队长叫高功，他和党委书记仝志全，就是因为对苏联专家有点儿不同的看法，被三局领导批评了。三局副局长刘鸿业就讲，你们跟苏联专家发生矛盾的时候，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刘兴忠说，那时的艰苦劲儿真是一言难尽。每天出勤回来，我的工作服里边都有一层白碱，那白碱都是汗碱，说明一天出了多少汗。找矿找矿，出太阳要出去，下雨也要出去，下雨天外头下里头也下，里外都是湿的。在一个地方呆不几天，行李设备都得靠自己拿扁担挑着走。住的地方就更说不上有什么保障了。前面说杨士文在新疆给掉河里了，我在他们之前找矿时，也是骑马过河，也掉到河里头去了。

8。我们被“包围”了（4）

有一天，太阳快落山了，考察队准备安营。他们骑马走到额尔齐斯河边，水哗哗往下流得特别急。刘兴忠对苏联专家建议说，咱们在岸这边扎营睡觉吧。专家说不行，必须过河。刘兴忠说太晚了，明天再过吧。苏联专家还是不同意，非得过河不行。刘兴忠说，那时人家苏联专家说了算啊，那就过河吧。他们先过，骑着大马就过去了，我骑着个小白马不敢过，因为水流得太急了，并且咱也没有骑马过过河啊。后来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过了。走到河中间的时候，那水啊流得特别急，看见水头昏啊。苏联专家在河对岸就喊：你看山，你看山，不要看水，越看水头越昏。我听话，可抬头刚一看山，这马的两条后腿支持不住了，被河水一冲打跌了一下。我就从马背上冲下去顺着水漂走了。哎呀，那水特别的凉啊，彻骨彻骨的凉啊。我一挣扎就沉底了，摸着河床的石头了，后来又起来了，就这么起起伏伏，一直往下漂。我心想，这下可完了，我起不来了。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已经过了河的苏联专家希尼森，一位矿物专家，他沿着河边追我，还没有过河的一个哈萨克马夫，也沿着河的另一边追我，河两边两匹马来追我，我在河当中漂，快追到我的时候，那专家一下子跳进水里把我抓住了。把我拉上来以后，拖到一个小土包上让我空水，吐水，我总算醒过来了。希尼森高兴地安慰我：刘，你还是很勇敢的，你没有哭啊。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1）

只有邮箱号码——　一个初中毕业生和一　个大个头公安的惊人发现—— 打破花岗岩里没有铀矿的定论——　历史记住了郴州金银寨——　中国第一个大型铀矿——　武工队出身的副部长——　“我就是同你讲一讲，让你知道咱两地分居不容易”

因为受严格的保密纪律约束，铀矿勘察人员虽然在各地频繁活动，却又不能表明自己是干什么的，常常就免不了造成许多误会。但当时刘少奇有批示，队伍组建时，只准省委第一书记知道调集这批干部的真实目的。另外，苏联专家也一起参与搞普查，专家平时特别看重工作的保密性，所以，中方负责的人就时常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平时他们难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找当地政府和领导解决问题，可人家一问，他们往往又不好深谈，显得很不够意思。

有一次，在乌鲁木齐开大会，叫杨士文也参加。他到那里一看，发现都是乌鲁木齐各方面的领导人，还有各个地区的官员，伊犁的、塔城地区的都来了。伊犁的州长是少数民族，对勘察队的人非常不满。他说：我们当州长，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嘛。你们五一九队的人找我们，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什么都支持你们啊，但是我问你们到底搞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们，我们很有意见，很伤脑筋。

杨士文实在没办法，向上级请示获准后，就在会上把整个情况作了汇报，以缓和局面。结果大家都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支持地质队。

由于保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