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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没有提出反对军阀割据，实行民权主义，统一中国。这些是当时的中心问题。只有实行民主，统一中国，才能抵抗外国侵略，才有可能发展实业，否则是废话。

回家种地

回到家里时，邻友正在泡稻谷种和排红薯种，按当地农作物季节，是在清明三月中旬下种（公历哪月记不起了）。当时家庭情况：早年母死后欠债累累，除留有两三分地种菜外，余均抵押。我回家时，抵押之地已赎回及半，若全部赎回还需二百元还债。二弟金华学徒（捻棕绳）已出师，三弟荣华年约十六岁，可算半个劳动力了。家中还有多病的父亲，八旬的祖母。我把杀恶霸被通缉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和五叔，乡间完全未闻有此事。五叔说：“你不要说，那些恶霸知道了，他们又会兴风作浪。”我父亲说：“也不要告诉你弟弟，他们年轻嘴不稳。”我说：“不外出了，准备在家种地。”五叔和父亲都说好。我五叔又说又笑，高兴地说：“这下算是苦出来了。”我和弟弟等商量立即开荒种红薯，解决秋后吃饭问题。

我同父亲说，要把那些财主杀光，穷人才会出头。父亲说：“你表兄周云和要赶汤督军，被捕枪毙了，他妻子小产了，母亲气死了，你的五舅成了孤人，住在九坛冲大山中，你这回要是被逮捕了，还不是同云和一样。”我说：“明天去看他。”父亲说：“那好，就便把红薯种挑回。”

第二天，越过几座大山到了舅父家，时已中午，边谈边吃红薯饭，谈他儿怎样被捕和枪毙的。我说，为什么要枪毙他呢？舅说：“在长沙和湘潭组织反汤机关，被破坏了，他和两个朋友逃回家来。”我说：“他逃回家做些什么事呢？”舅说：“他对老百姓讲，汤芗铭在湖南杀了几十万革命党，汤是袁世凯一伙的卖国贼。打倒汤芗铭，不完粮、不纳税、不送租，民众高兴，士绅不高兴。被人秘密告发，被捕后枪毙的。”

当晚宿他家，谈至深夜，我要他到我家去住。他说：“现在身体还好，山中柴水方便，开了几亩荒地，除交租外，一个人也够吃，再过几年不能劳动时到你家住。你家现在还穷，慢慢会翻过身来。”我说：“要杀财主种田不交租，才能翻身。”他点头说：“云和也是这样说的。”早饭后，装满了两箩筐红薯，约有百斤，给了他一元。他说：“不要这多钱，五担红薯换一担稻谷，稻谷一担两元五角，一担红薯只值五角大洋。”他没有钱找，我说：“不用找，留你用吧！”他流着眼泪望着我走。我也回头望他数次，他仍然站在坡上望着。我这位舅父，从不占别人分文便宜的，是一个极端忠厚的人。

回家已过午，三弟准备好了开荒的锄头，兄弟俩边开荒边谈家境。他说，哥在湖区挑堤的那几年，家里真难过，全靠祖母讨米过活。

我在家劳动生产四个月，和弟弟及个别邻友也谈了一些打富济贫、耕者有其田、俄国共产、中国有了共产党、长沙立起了劳工组合、女人要放脚等。

端阳节前，驻在湘潭的六团军需正胡子茂（民国五年，我入伍时的老连长）来信说，袁团长知道我回了家，他要办工厂，要我替他雇请几名织毛巾袜子、织布缝衣等的技工来厂当师傅。我也想去长沙打听一下劳工组合的情形。到长沙未找到劳工组合门径，遂到湘潭替他找了几名技工，到胡子茂处交代清楚。胡说：“团长有意要你帮他办工厂。”我说：“个内行，还是回家种地。”我当天晚上就走回家了。

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22〕

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或七月初，黄公略、李灿等先后来信，相约去投考湖南军官讲武堂。告我六团团长袁植，团附周磐亦要公略转达此意。黄、李替我办理一切入校手续，并照我在郭家所说替我改名为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在团部安置一少尉（排长）候差，以解决日常费用（后改为原一连中尉），以薪金三分之一给连上其他两排长。讲武堂定于八月考试人学。当时我还有些犹豫，因文化低，不一定能考取，在家种地觉得也好，大概一星期没有回黄、李的信。张荣生以请假回家为名来我家，说：“救贫会员和连上兄弟都希望你去讲武堂学习，以后好回连上来。要实行灭财主和洋人，还是要搞军队，李灿和其他救贫会员都是这样看的。他们推我前来，催你前往。”我说：“好吧。去试试，考不取再回家中来种地。”张荣生听了很高兴，天明就回家去了（离我家十余里）。

八月去长沙考试很顺利，考取后即可入校住宿。每月伙食费五元，八人一席，五菜一汤吃得很好，不要其他任何开支。八九月之际搬进学校，比其他学员到得早些。现在，审委（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