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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其实身负着抗击侵略者的使命。我们连队的正式番号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4营15连”（后组建为1师64团）。按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个师“建设钢铁边防”的代号排列，我们独立4营称为“建字111”。独立4营共20个连队，几乎都扼守在孙（吴）…龙（镇）公路一线，因为这是一条战略要道。在近代历史上，孙吴始终为日本人所觊觎。日本关东军在孙吴曾屯驻了万人，是很大的一个军事集结。为筹备北进，关东军在孙吴的沿江一带，修筑了庞大的战略工事“胜山要塞”。而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的三个主突击方向中，黑河…孙吴…龙镇正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的辅攻方向。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15连选点在大道旁的一处山冈密林里，准备着打仗。

仗什么时候打我们无法预料，但黑龙江北部9月中旬即开始飘落的大雪，却让我和我的同伴们始料未及。为了过冬，我们必须加紧盖房。于是连队全力以赴，赶盖宿舍。盖房三件宝：砖坯、木料和茅草。为备这些料，我们这些城市孩子，开始了大劳动量的工作。

脱坯和泥是最累的活。一般说来，男知青的任务是和泥和运泥。和泥要先备土然后将铡成一段段的茅草揉进泥里，用三齿耙子反复搅拌，最终形成可以脱坯的好泥。说实在话，十五六岁的我们，还真没有那么大力气一下把泥和好拌好。但力气有限，面子却不能丢。泥和不动也要拼命。有时早上泥水已经结了冰，为便利干活，我们要光脚跳进泥坑。干到日头偏中，气温高起来时，牛虻又开始来扰。被牛虻叮咬的地方，剧痛奇痒，所以只要牛虻往身上一落（气温高时我们都是*膀子干活），别人哪怕是手里正抓着泥，你也得忍受同伴扇过来的泥巴掌。在大伙看来，你身上留下的泥手印，实实在在表现了劳动的光荣。有一次，为同天津知青比试抬泥，我的一个同学身材瘦弱，硬撑着走在前面，结果由于泥太重，他一个趔趄栽进泥坑，成了泥人。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4）

伐木和抬木头，也是重体力活。我初次进山，才为森林的庞大、深远和幽暗所震慑。头上看不见天，地上是腐殖土，点点光线透过林木的间隙，撒在松软的地上，让人想起了童话世界。但干活决非童话。伐木使用的大锯，半人来高。两人要配合默契，才能按上下（有时是三面）锯口将大树顺山势放倒。如果操作不当，往往会夹锯，也就是锯因树木重心的偏移而被挤住。如果夹锯，就必须往锯口里打楔子，才能把锯拽出。

抡大斧也有学问。斧子抡起来要把劲运到刃上，一下两下，茬口要小而切进，讲究的是不能把树皮削去过多。先在树的一面砍出茬口，然后再在另一面稍稍上方处砍进，树的倒向就控制住了。我第一次使大斧，先是捋胳膊挽袖子，学别人的样子，往手心啐口唾沫，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没想到，出师未捷衣先毁。不知怎么回事，我一斧子把挂在旁边树上新发的军棉袄砍了个正着。棉袄袖子顿时断了半截，雪白的棉花一下从断口中涌了出来。我瞪着那半截袖子，就差哭出了声。刚满15岁的我，离家不到半月，就把过冬的棉袄砍坏了。我伤心的是，谁来为我缝上这半截袖子？那时，我和我的伙伴们在伐木时事故出了不少。作为新手，我们有的不小心砍了自己的脚，有的把斧头抡飞出去，差点开了别人的脑瓢，还听说有个别同学，不幸被砍倒的大树砸到或被崩起枝头击中，把生命献给了北大荒。但无论怎样，我们没有退却。到后来，我们个个成了伐木和砍树高手。大锯被我们“伐”（即用锉刀磨锯齿使其锐利）得锃亮飞快，斧子也在手里耍得飕飕带风，岔口砍得又低又齐。

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的，是抬木头。在北大荒，伐倒的大树在截去树头清理了枝杈后，被称作“楗子”或“楞”。把伐倒的“楗子”堆放起来，行话叫“归楞”。“归楞”不仅是技术活，更是大劳动量的力气活。通常，“楗子”的大小，是由小头的直径和长度决定的。小头直径乘以6米、8米或10米规格的长度，得到的就是这根“楗子”的体积。我抬过的最大单棵木材，是根整整一立米的“楗子”。如果是红松，其重量可能将近一吨。北大荒的“归楞”工具，叫“葫芦头”。这是一种两头尖中间粗的木杠。它被木匠刮得光滑无比，两个细头非常尖，为的是让“归楞”者把小手指勾在尖上。两个“葫芦头”四个人一组叫一副杠。每副杠以绳索和横杠连接“扒钩”。“扒钩”是铁制的。它通过恰到好处的弧度，将钩尖“咬”住木材。向上的力越大，抓得越牢。这就是为什么抬杠通常要哈腰起身猛使劲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