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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懒驴上磨屎尿多。”为了赶路，我也不好意思老让停车，就用手使劲按住小腹，按得生疼，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敲驾驶舱顶。又是忍无可忍了，再忍忍，再忍忍，等到车停下，着急的我下车没走两步就一头栽在雪地上。不好，尿裤子了。太不好意思了，*湿了一大片儿，我也不敢声张，完事后赶紧又爬上了卡车。时间太难熬了，怎么还不到呢。由于多次的方便，身体的热量流失的较多，再加上又饿又冻又紧张，我感觉快晕过去了。一直到晚上快10点，车才到东乌旗，一共走了9个小时。当时我全身都冻僵了，动弹不了，是让别人生拉硬拽给拖下了车。两脚一粘地，从下往上疼得直叫唤。司机还坏笑着说：“知道疼就没死。”真让人哭笑不得。好容易找到一家小店，只剩一间屋，也没有煤生火，照顾我们两个女的住了进去。无论如何，我们是活着到了，可以参加考试了。第二天我们在东乌旗大街上溜达时遇到了老旗长以登木加布，他听说我们准备参加高考，就邀请我们到他家住。以登木加布的妻子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后来我们两个女的就住在了他家。和蔼可亲的老旗长是我们队牧民的亲戚，在运动中曾被打倒。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感谢那位司机和老旗长老两口。

12月13日考试开始了。文科第一天考政治和史地，第二天考数学和汉语文。政治和数学大部分题都做了，就是不知对不对。语文作文的题目是《在红旗下》和《论实事求是》，我写的是《在红旗下》，写得激情饱满，就是很空，不知怎么回事，下乡受这么多锻炼，怎么就写不进去呢。史地考得最差，好多挺简单的题都想不起来，连省会的名称都搞不清楚，后悔下乡十年只顾劳动没看书。出了考场一聊，发现别人考得更糟。　。。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5）

回来的时候雪更大了，我们坐的是解放三零（顺着六个轱辘）。由于走的是南路，一天只能走60公里，不过心里一点都不着急了。半路住在“道特”公社，到家整整走了两天。一个多月后通知我去检查身体，全公社共有五个报名的，只通知了我一个（其他人1978年都比我考得好）。机会太难得了，我又踏上了艰难的路程。由于雪太大了，坐车走到“道特”公社，往旗里就再也过不去了，我的心全凉了。1973年招生考试后，就听人家说，考完的成绩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审和体检，招生的人在体检时搞点小名堂，最后打表说你血压不行也上不了大学。唉，原来最担心的还是政审，没想到一开始就栽在了体检上。一点儿戏也没了，太让人懊恼了。又一个月后，听说因雪灾没检查身体的考生旗里都盖章通过了，我喜出望外，真是太感谢旗政府和招生办了，如果他们硬要卡，我们这些最下层的知青又能怎么样呢？政策确实不同了。

当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激动兴奋自不用说，但更多的是羞愧。我被第三志愿包头师专中文系录取。考得确实不好，政治、数学考得还可以，都70多分，史地不及格，总分262分。还好，比文科录取分数线多22分，还弄了个全旗文科第三。想当年，我所在的女一中，是市重点，90％多的高中毕业生都能考上大学本科，我这个高中保送生，考这么点分数真是“无脸见江东父老”。可是这也不能全怪我，乡下连课本都找不到，想看书也没书看啊，和城里条件好的考生比较，“公平考试”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啊！有自嘲诗：“考前不看书，赴考尿急出。考场头发紧，考完羞愧哭。”

面壁读书三载整

当时是准备放假再回大队（丈夫1978年考走），于是结账分红交账。收拾停当，自然是先回北京看孩子，然后去包头上学。1978年4月开学时，包头师专七七级中文系是在麻池的平房校舍上课（没在本部），周边是荒郊野岭。校舍虽然简陋，但是“谈笑有鸿儒，出入无白丁”，老师不少是北大和北师大毕业支边的，而同学中考300分以上的也不乏其人（后来才知道知青出区很难）。由于是高考恢复后第一次高考，同学的年龄相差极大，我最大31岁，最小的18岁。到了学校才知道我和大家在学习上的差距有多大。我们班年龄大的同学大多是中专师范的老师，曾在这所学校进修过，一个比一个知识渊博；年龄小的有不少是单位的通讯员，不少人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班里大多数同学都看过不少中外名着，老师说到哪儿，他们就能跟到哪儿。对于打倒“四人帮”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同学们讨论得异常热烈，而我在发现受害的同时，也发现在自己身上有不少“谢惠敏”（系刘心武作品《班主任》的人物）的影子。面对文学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