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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6）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纯真的青春，被烙上赎罪的红字，却也因此使得保留至今的“革命”友情愈显珍贵。我的同班同学张大平、齐孝源、张荫堂、谢文纬等去了农村，却丝毫不影响与我们这些留在城市同学的友情延续至今。

“*”后，张大平在首届高考中上了北京大学，我们在高考前常约在一起复习功课。毕业后，他分配到中纪委工作，现在国务院研究室做社会司司长；齐孝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当办公室主任；张荫堂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一家图书馆，撰写了多部着作；谢文纬从中医学院毕业，后到美国行医，现已成为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且有多本专着面世。

当时留在城市当工人的同学中有周秉智、肖建文、高哲等。其中周秉智是六十五中仅有的两名学生党员之一，这在当时是许多同学的敬仰对象。我曾像跟着大哥哥一样跟着他，他给我理发，给我照相，我们还一起编辑油印小报。他后来从青海重型机床厂调到了机械工业部工作，现在是北京智能电气公司的董事长。肖建文现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管理财务，高哲则一直留在一机床厂当人事干部。

我从云南回到北京时，恰逢上两届同学都被分配去了农村。北京的工厂里缺少人手，于是，也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我们68届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到工厂去当了工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后的69届又大都被分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

当时在北京，能穿件一机床的工作服是件挺时髦的事，可人们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我们这些被分配到工厂的同学，大都被安排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理由是，你们是高中生，属于知识分子，需要强化改造。

工厂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车钳铣，没法比；锻铆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意思是说，车工、钳工、铣工这些冷加工的技术工种，大家都争着干；铸锻等热加工的重体力活儿却没人愿意干，而我们这些被分到一机床的同学，男生多分去当铸工和锻工。“*”前，这些工种的人力资源，几乎清一色是从农村招来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我当锻工后，有三年学徒期，第一年每月工资是16元，第二年是18元，第三年是36元，等学徒期满后的工资是40多元。当时吃饭要凭粮票，社会上一般人每月只有二三十斤，而我却有48斤，可见劳动强度之大。每逢中午饭时，师傅们就会一手掐着三四个馒头，另一只手握着根咸菜萝卜，开始大嚼特嚼起来。

每天要分早、中、晚轮流上班，叫“三班倒”，还需提前近一小时到班，这是“天天读”，学习毛泽东语录的时间。夏天，大家会坐在车间外铸铁焊成的铁凳上，像诵经一样重复着每日千篇一律的内容，目光却追随着对面的工具车间外。那里总有几个穿着花裙子的年轻女工，穿梭在灌木丛中捡拾废铁，就像是几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上班时间到了，先是把全身*，换上每日都会浸透汗渍的劳动布工作服。不管盛夏还是严冬，每天的工作程序始终如一：先推开喷吐着灼人火浪的炉门，将一块块数十斤重的钢料扔进1300多度的煤气炉中，近一两个小时后，待钢料烧得通红透亮，就用长长的铁钩拉出炉外，再用一米高左右的大铁钳夹紧，几个人合力举放到铁砧上，随着数吨重的汽锤挟着加速度，急速猛烈敲打着钢料，霎时，地动山摇，震耳欲聋，车间里的几台汽锤同时交替轰鸣，犹如一曲雄浑的地震交响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7）

此时，飞溅的氧化铁皮和滚烫的机油，不时会钻进工作服的领口和袖口，火烧火燎的，而你却只得握紧铁钳，不能向后躲闪。一次，一块氧化铁皮飞进领口，灼的皮肉嗞嗞作响，我却只得像邱少云一样，忍受着烈焰的考验，坚持到把钢料锻打成图纸所标示的形状，致使脖子上留下了一块烫痕。

我的眼睛也曾被灼热的铁屑击中，送到北京医院去抢救，至今，我的左眼眼白中还留有一点锈迹。另外，还曾出现过锻打中的钢料，在汽锤重力冲击下，猛地飞窜出来的伤人事件，一个工友的满口牙齿都被打光，脸部也被烫伤了。一天的活儿干下来，油渍满脸，汗流浃背，都要到澡堂洗澡，等十几个小伙子从那个四米见方的浴池里爬出来后，留下的是一层漂浮的黑色机油。

在刚干锻工的头半年，我下班后每晚躺在床上，仍会感到被火烘烤的脸颊在发烧，耳边轰鸣着重重的汽锤声，迟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