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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1977年8月13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正是在这个会上,*扫清障碍,果断拍板,将570万知识青年送进关闭了十余年之久的考场,并成全了其中的二十九分之一上了大学。一年以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照例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又发生过一场关于是否继续高考的争论。对1977年的高考,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说,择优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有人还说,知识分子的子女多一点可以,但贫下中农子女要不要照顾?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有的甚至说:去年这样还可以,两年这样还可以,两三年以后还这样,看贫下中农反你不?这些意见,引起会议震动。幸而*态度鲜明,坚持了*的思想,在1978年高招工作意见中明确表示,继续实行高考,并恢复全国统一命题。会议结束两天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七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那远去的日子(6)
于是,我总对自己的家人讲,要永远记住*,记住改革开放,如果没有1977年那一天*果断拍板恢复高考招生,如果没有*1978年那一天坚持*恢复高考的正确决策,我的人生和家庭所有的变化都不会发生。
四
四年大学生活,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且截取几个片段说说吧。
学校开学不几天,全班同学便被安排到保定学校农场劳动,任务是收割稻谷。临出发前,班主任交代相关事宜。我和几位老三届的同学站立在前排,凛然如阅历很深的长者,这让年龄比我们小得多的班主任不知所措,只见他拿着讲话要点稿子的手在发抖,这让我们都有点不好正眼看他了。接着是班党支部书记讲话,此君入学前是内蒙一公社党委书记,一双小眼睛里总是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光芒,瘦脸颊上的小八字胡装点出来的神色总是那么的严肃,不过讲话干脆简练,还有点我久违了的人情味。班长禹君是朝鲜族,和支部书记截然不同的是,他非常帅气的脸上总洋溢着微笑,为人和善,又能歌善舞,四年中班里的所有欢笑几乎都是他一手营造的。
到了农场分配任务,我被安排率领几位年轻的同学24小时轮流看守稻田。十月的北方已经进入初冬,特别到了夜里,华北平原的冷风扬起,非常的冷。于是,我们每人领到一件没有外套的大皮袄,这皮袄穿上,我立刻复原为一个形似神也似的地道农民。那几天,同学之间都还互不熟悉,有的竟然把我当成农场雇来的农民,四川凉山的那帮彝族兄弟干脆给了我一个外号……放牛娃。
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地的农民看来比我家乡的还穷,听说农场要开镰了,茫茫一片稻田外便渐渐地围满了四周的农民,我估计最多时聚集了上千人,他们在等待我们收割完以后,能进入稻田拾捡一些遗留的稻穗。收割的进度异常的迅速,因为几个小组的头都选了下过乡种过地的知青,他们完全把当农民的那些招数拿了出来,那拼命的劲头一点也不逊于老道的农民,这让我对他们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稻谷全部收割完了,农场的领导宣布我们的任务结束,撤出看守的岗位。一刹那间,四围已经苦苦等待了三四天的农民如蝗虫般涌入稻田,那一刻,我的鼻梁一阵酸楚,想起了我曾经也苦苦挣扎了十年的农民生活。
回到学校,真正的大学学习和生活开始了。
逐渐盘点,全班60名同学,来自十几个省区,25个民族。论年龄,我排行老三,老大是辽宁的老聂,比最小的广西小黄的母亲还大一岁。不过,可能因为我被生活的利刃切割得更为苍老,加之脸色黝黑,我竟非常荣幸地被年龄小的同学尊称为大叔。这么一个来自天南海北不同民族而且年龄悬殊很大的集体,就这样朝夕厮守了足足四年。
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曾经被迫放弃学业十年的老三届同学,非常珍惜这从天而降的难得学习机会,称之为争分夺秒废寝忘食也丝毫不过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一些还贪玩的十五六岁的小同学,也被带动着非常勤奋地读书。到图书馆占位子,在教室里熬夜,都成了大家的家常便饭。到毕业时,全班同学还足足花费了两年工夫,编辑出版了洋洋几百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资料论文索引》,填补了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空白。为此,中国着名清史专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王钟瀚先生还为我们作了序。
四年大学,除了学习,当然还有其他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如说当婚当嫁年龄的男女同学,自然演绎出一些或明或暗的爱情故事,成为以后同学聚会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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