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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1977年8月13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正是在这个会上，*扫清障碍，果断拍板，将570万知识青年送进关闭了十余年之久的考场，并成全了其中的二十九分之一上了大学。一年以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照例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又发生过一场关于是否继续高考的争论。对1977年的高考，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说，择优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有人还说，知识分子的子女多一点可以，但贫下中农子女要不要照顾？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有的甚至说：去年这样还可以，两年这样还可以，两三年以后还这样，看贫下中农反你不？这些意见，引起会议震动。幸而*态度鲜明，坚持了*的思想，在1978年高招工作意见中明确表示，继续实行高考，并恢复全国统一命题。会议结束两天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七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那远去的日子（6）

于是，我总对自己的家人讲，要永远记住*，记住改革开放，如果没有1977年那一天*果断拍板恢复高考招生，如果没有*1978年那一天坚持*恢复高考的正确决策，我的人生和家庭所有的变化都不会发生。

四

四年大学生活，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且截取几个片段说说吧。

学校开学不几天，全班同学便被安排到保定学校农场劳动，任务是收割稻谷。临出发前，班主任交代相关事宜。我和几位老三届的同学站立在前排，凛然如阅历很深的长者，这让年龄比我们小得多的班主任不知所措，只见他拿着讲话要点稿子的手在发抖，这让我们都有点不好正眼看他了。接着是班党支部书记讲话，此君入学前是内蒙一公社党委书记，一双小眼睛里总是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光芒，瘦脸颊上的小八字胡装点出来的神色总是那么的严肃，不过讲话干脆简练，还有点我久违了的人情味。班长禹君是朝鲜族，和支部书记截然不同的是，他非常帅气的脸上总洋溢着微笑，为人和善，又能歌善舞，四年中班里的所有欢笑几乎都是他一手营造的。

到了农场分配任务，我被安排率领几位年轻的同学24小时轮流看守稻田。十月的北方已经进入初冬，特别到了夜里，华北平原的冷风扬起，非常的冷。于是，我们每人领到一件没有外套的大皮袄，这皮袄穿上，我立刻复原为一个形似神也似的地道农民。那几天，同学之间都还互不熟悉，有的竟然把我当成农场雇来的农民，四川凉山的那帮彝族兄弟干脆给了我一个外号……放牛娃。

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地的农民看来比我家乡的还穷，听说农场要开镰了，茫茫一片稻田外便渐渐地围满了四周的农民，我估计最多时聚集了上千人，他们在等待我们收割完以后，能进入稻田拾捡一些遗留的稻穗。收割的进度异常的迅速，因为几个小组的头都选了下过乡种过地的知青，他们完全把当农民的那些招数拿了出来，那拼命的劲头一点也不逊于老道的农民，这让我对他们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稻谷全部收割完了，农场的领导宣布我们的任务结束，撤出看守的岗位。一刹那间，四围已经苦苦等待了三四天的农民如蝗虫般涌入稻田，那一刻，我的鼻梁一阵酸楚，想起了我曾经也苦苦挣扎了十年的农民生活。

回到学校，真正的大学学习和生活开始了。

逐渐盘点，全班60名同学，来自十几个省区，25个民族。论年龄，我排行老三，老大是辽宁的老聂，比最小的广西小黄的母亲还大一岁。不过，可能因为我被生活的利刃切割得更为苍老，加之脸色黝黑，我竟非常荣幸地被年龄小的同学尊称为大叔。这么一个来自天南海北不同民族而且年龄悬殊很大的集体，就这样朝夕厮守了足足四年。

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曾经被迫放弃学业十年的老三届同学，非常珍惜这从天而降的难得学习机会，称之为争分夺秒废寝忘食也丝毫不过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一些还贪玩的十五六岁的小同学，也被带动着非常勤奋地读书。到图书馆占位子，在教室里熬夜，都成了大家的家常便饭。到毕业时，全班同学还足足花费了两年工夫，编辑出版了洋洋几百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资料论文索引》，填补了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空白。为此，中国着名清史专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王钟瀚先生还为我们作了序。

四年大学，除了学习，当然还有其他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如说当婚当嫁年龄的男女同学，自然演绎出一些或明或暗的爱情故事，成为以后同学聚会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