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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难杂症。如一匹高大的母马，因罹患不孕症，长期注射激素，最后竟引发卵巢癌而死；另一匹怀孕的母马，由于腹部被鞍带磨破，久不收口，最后竟长出一个脸盆大小的血管瘤。这两个罕见的病例，使我感到肿瘤的发生似乎和体内的某种内在因素有关，于是当时只有20岁出头的我，竟萌发了对肿瘤研究的兴趣。

母马、不孕、怀孕、激素治疗、久不收口的外伤……这些问题终日缠绕在我的脑海中，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其中的内在关联，认为是内分泌紊乱诱发了肿瘤的发生。于是在30年前，衣衫破旧的我，掌着一盏煤油灯，在一沓发黄的糙纸上写下了我一生中的第一篇论文，记得题目是“癌发生的本质……内分泌紊乱”。我抄写了两份，一份寄给了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的吴桓兴院长，一份寄给了肿瘤病理专家李铭新教授。

一个月后，先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我当时简直有些欣喜若狂。我反复读着他们的信，内容都是鼓励我，认为我的观点有道理，但癌变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内分泌紊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我对疾病的兴趣与研究，使我的心底时时涌出想上大学的强烈欲望，尽管当时的大学招收的都是工农兵学员，但毕竟能提供一个系统学习的机会，因此我依然是那样的渴望。然而我的父母在“*”中都是受审查的高知，加上复杂的海外关系，使我想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愿望在当时几乎成为不可能。

但是有一年的夏季，我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大概是*坠机死后的第二年，周总理及老帅们在与“四人帮”的较量中占据了暂时的上风，于是国家开始重视经济、重视教育，那一年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特别多，我们连队竟多达六名。更使我感到振奋的是，这次大学生的选拔增加了文化考试，使我看到了这似乎对自己上大学极为有利，于是那时我又开始做起大学之梦。

那年探亲，我偷偷带回了课本。在每天喂夜马时，给马添完草，我便提着马灯，坐在土坯的马房里，翻看那些久违的中学课本，对知识的渴望、上大学的梦想和一颗激动无比的心，在一位风华正茂青年的心中开始翻滚交织在一起。

经过全连兵团战士的投票选举，我荣幸地被选入准许参考的名单中。那年的考试比较简单，只记得考数学的时候，我只用了规定时间的一半，便胸有成竹地将考卷递了上去。那一霎那，我甚至想到了自己马上就要走进大学的校门。

可是我哪里知道，接着“四人帮”在与老帅们的较量中又占据了上风，他们扶持了交白卷的张铁生，于是文化考试成绩全部作废，对大学生的选拔又把政审作为了唯一的标准。在报纸上登出张铁生文章的那一天，我便知道他能上学，我上不了学，尽管我们干的都是兽医同行。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宣告了“*”的结束，人们开始认识到书本的重要，知识的伟大和科技的神圣。国家首先恢复了高考，结束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制度。

那一年我都快30了，早就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从内蒙回到北京，待在家里，等待街道分配，只希望找到一个医务口的工作。所以我一闲下来，就苦读那些发了黄的古书医籍，并且跟随几位老中医学习一些特别的医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钻研出点儿名堂，然后进入医务口。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成为一名坐堂的中医，哪怕是在小巷里的红医站。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6）

然而从街道分配到门诊部或药店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这常常使我感到灰心和失望，有时候甚至想干脆随便找个工作算了。记得有一次房管所招小工，大概是看上了我的个头，于是招工的那位大姐居然找上门，用一张极为伶俐的嘴，向我反复介绍在房管所当壮工的福利待遇和各种实惠。说得我几乎有点动心了，但细细一想，还是等等再说吧！

有一天下午，我骑着车在胡同里转悠，偶然发现有十几个人排成一队，他们手里都拿着板凳，看来要长时间待在那里。出于好奇，我便去打听，原来他们是在挂一位老中医的号。

这是一个街道办的诊所，老中医已有80余岁，每天只看20个病人。他擅长治疗肿瘤，用药的剂量很轻，却能使有的病人肿瘤消掉。于是病人之间一传十、十传百，为了挂到他的号，常常要排一夜的队。而那老中医似乎并不在乎挣几个钱，据说解放前挂他一个号要一根金条，自然在“*”中他也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命运。

老人无儿无女，也没有老伴，一个人过着独居但却极为有规律的生活。他每天早上5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