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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他到北洋政府任职，被交通部聘为法律顾问。此后，他离开交通部，任《北京每日新闻》编辑。再后来，由于在政治上敢于发表与官方立场相悖的言论而被迫辞去职务，他便开始创办英文《京报》（PekingGazette），自任主笔。作为一位在北京以英文写作的卓越新闻工作者，陈友仁很快在国内外知识界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

1916年，通过廖仲恺的介绍，陈友仁在上海法租界与孙中山见面，由于共同的民主思想和文化政治修养，两人言谈甚欢，相见恨晚。1918年5月，陈友仁在《京报》发表《出卖中国》，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借款1亿元的丑举，结果被段以“妨碍公务罪”逮捕入狱，判处4个月监禁，报纸被查封，于是他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

1918年秋，陈友仁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及法律顾问，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1919年，他作为南方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北方代表为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会。在和会上，当时作为北洋政府首席代表的顾维钧，征求了包括陈友仁在内的代表团各成员的意见后，强烈表示不同意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有关日本在山东权益问题的决议，拒绝签字，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1919年，陈友仁回到上海，此时孙中山正受桂系军阀排挤，在上海撰写《建国方略》。陈友仁没有因孙中山在革命中受挫而离开他，而是根据他的意见在上海创办《上海时报》，该报继承了《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传统，这位“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论。不久，为筹集办报经费，他到伦敦要求夫人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全部产业，倾囊办报并资助孙中山的革命。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期待能借此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对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满意，于是陈友仁就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语出《申报》，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顾问，实质上却“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的。陈友仁不负重望，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举行过记者招待会”（《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79页），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当收回山东主权无望时，他又提议中国代表团退出和会，以示抗议（陈一文：《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陈一文，陈友仁嫡孙）。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对于此问题固自有最高之见解，即如陈君代表中国之呼吁，以中国所受之不公道置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后，实具有卓识。盖彼之呼吁以正义为先，而利益为后，诚有见夫大者”（《申报》，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国民党在对美外交中崭露头角。陈友仁的表现令孙中山非常满意，从此对他更信任了。

第13节，

“倾向俄国”的革命家

孙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屡屡受挫。陈友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认为苏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国寻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为它的联合对象，因此“国民党应该向俄国人寻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这对国民党和苏俄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陈友仁不但积极向孙中山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孙中山“联俄”的过程。

辛亥革命之后，发生许多大事件，其重要性莫过于由陈友仁设计、获得孙中山肯定的“倾向俄国”政策，它后来演变为“联苏容共，扶助工农”政策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陈友仁不仅向孙中山建议“倾向俄国”政策，而且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孙中山决定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执行“倾向俄国”政策，他任命陈友仁单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