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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不应该。

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我对她说：“没有调查清楚，家中的生活，我告诉总务科陈科长给你想办法。”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条子，叫总务科给她发200斤小米，及李文宣4月份的薪饷。这样又把她骗了一次。以后韩瑛又来一次，我对她说：“八路抓去也不会杀了，将来我们抓了八路的干部和他们交换俘虏。”到6月份，韩瑛从督察处的职员宿舍搬出去了，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丈夫被杀了呢？

陈牧害死的人多了，今天如果真的枪毙他，我认为很公平。

如果印匡时被枪毙，我认为是陈牧咬的。陈牧充侦审室主任时，一切公事皆要经过秘书室复核，就是说要经过印匡时修改文稿。有的时候印匡时把陈牧的稿子也给改了，陈牧不同意，俩人便闹意见。张国卿与我给他们从中解说，也没有使他们和好。印匡时认为：“陈牧自以为是，有的地方不通，我当然要改。不能把公事拿到别的机关，叫外人耻笑我们不懂公事。认为督察处无人。”其实印匡时只在公文上咬文嚼字，其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空牌位。督察处抓人、杀人的勾当，他无权决定。只能在公事上看到。但是按例行公事他需要在这些抓人杀人的公事上签字。这次被捕，陈牧便咬他一口，陈牧在坦白时说：“我签的杀人公事，都要经过印匡时审核。他不同意，我的公事不能出手。”这样说就加重了印匡时的罪恶，又加上印匡时坦白得不好，就注定了自己必死。

还有郭子襄，我第一次作证，就是郭子襄的罪恶。

有一天，郭股长把我提到一个屋子。我进屋一看是郭子襄，督察处少校督察。他带着一副大脚镣，脚镣上还有一个铁球。

郭股长对我说：“关梦龄把郭子襄的血债说一说。”

“1948年3月他在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充少校参谋时，在米沙子抢老百姓粮食，打死了两个老百姓；1948年7月初，督察处在南岭秘密杀害地工人员10人，有他在场，是我指挥的。”

“郭子襄听见了没有？”郭股长问。

“他说有，就有，反正我没有杀过人。”他表现很顽固的样子。

我说：“郭子襄你到今天还抵赖什么呢？我们杀的人都挖出来了，杀人的刹子手多数被捕，你还这样顽固，没有好处。”

我在讯问记录上签了名字。在事实面前还如此抵赖，郭子襄可谓是个顽固蛋。

他们三个都是督察处的。如果今天枪毙，督察处就被处决了三人。

我在屋子里看到窗外的天空，阴暗凄凉，使人感到忧郁。到晚饭的时候，看守战士才把黑窗户打开，他们脸上的表情也不那样紧张了。这一天不比寻常，真不容易过呀。

第二天早饭后，又提我到前楼写材料。

陈青波说：“早饭后，看守所把《长春新报》发下来，我一看开大会枪毙人，有五个。一个工人说，给这些人点天灯也不多！这条消息我还没看全，看守所的人就把报纸收回去了。”

“我们小红楼提出去四个，陈牧、印匡时、郭子襄、张逸民，那一个是谁呀？”我问。

“姓苏的，是建军的土匪，听说这个家伙的血债很多，昨天圆楼只走他一个。”李秉一说。

大家都感到很空虚，坐下来写材料，心老是沉不下来。

“咳！印匡时是贵州人，一把骨头扔在了东北。”我感叹道。

李秉一也很恐惧，解放后他潜伏在一个大车店，在那儿被捕的。他说：“在大车店把我抓着，用木棒子把我好一顿打。我是被捕来的，所以危险成分多。”

在座的九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危险，我最后说：“好了，咱们不谈这个，写材料吧。”

一个材料写完了，又写另一个材料。郭股长要我们把长春的军统和中统组织制成一个表。军统的有我、李秉一（保密局长春站秘书兼人事主任）、中统的有李树中（长春参议会议长）、李芳春、徐克成，还有一个日本特务叫竹中，专门能制表，共六个人完成这个材料。十来天就写完了。

写完材料的这天下午，我们等着郭股长的吩咐。11月，天气冷了。我倚在楼窗看着大街上的行人，十分羡慕。大马路上的汽车不断地奔驰着。想到一年以前，我出口是令，长春这个城市，我可以一个命令把全市交通封锁起来；警察、宪兵、特务，一齐在督察处的领导下进行户口大检查。可是现在，我大小便都不得自由。人哪，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郭股长回来，叫我们把个人的东西搬到小红楼上的一个大房间。他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