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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而演《周易》……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孟子也曾写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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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8）

周文王归返西周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渡过渭水，将曾经告密的亲商近邻崇国灭掉。然后，他将都城由岐周迁至沣水西岸，将全部关中平原据为所有。而对商朝，周文王还是对它保持着过去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周文王“享国五十年”，终其一生，不曾有过一次正式的反商之举。他是一个相当明智之人，他知道周人的势力还赶不上商朝，父王血的教训他实在是太深刻了，他不能轻举妄动，要以暂时的屈从换来发展的时间与扩张的空间。于是，他不断地征伐周边弱国小国，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文王死时，周国已将版图与势力范围扩大到东至江淮，南及江汉，西南入于巴蜀的广大地带，“三分天下有其二”，为消灭商朝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基础。

周文王死，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又经过几年的充分准备，周人羽毛渐丰，实力足与殷商抗衡，武王九年，大会八百诸侯于孟津，这才正式举起反叛商朝的大旗。“孟津之誓”不到两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亲率大军伐商，势如破竹地攻入商都朝歌，迫使商纣王自焚身亡，接管了商朝的统治，控制了商朝的所属地区。这年，周王朝在新都镐京正式建立。

四

周文王的事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兴周灭商，二为创作《周易》。而这两个部分又是那样地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于他生命的始终。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剩下的事，就该由后人来做了。

周文王虽然从未正式举过反商大旗，但他奠定了推翻商朝的雄厚基础——西周以一个蛮化小邦的身份崛起渭上，占据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绝对优势，并在《周易》中明确了反商灭商的政治纲领及兴周建周的未来蓝图。周武王正是在乃父的基础之上大举兴兵挺进中原，代商而立，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实际统治者。

周王朝存世八百多年，在野蛮与征服、融合与发展、文明与进化等方面经历了一番长期、艰难而痛苦的碰撞，尔后转化、定型、积淀为一份丰厚的民族历史遗产。

周代承续夏商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将它们融为一体，发明了一套依靠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融族权与政权合为一体的家国同构模式。　国君集天地人神、政德君宗于一体，是广大民众最高最大的家长，他以王权为中心，把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所有社会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严格贯彻到家族与家庭之中，形成一套礼乐有序、尊卑有差、上下有别的社会等级制度，并将这种宗法制度推向专制集权的道路。为此，西周在殷商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庞大而精致的宗法制度和官僚机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王土王臣，又为周朝姬姓一家所有。家是国的缩小，国就是家的扩大。于是，西周在政体上实行分封制，将一块块土地分封给姬姓家族成员，形成一种小家、大家、国家相互融合的大一统“金字塔”式统治结构。并用一套与之适应的文明礼仪治理国家、统治人民。

我们常说华夏文化是一种早熟文化，其政治文化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基本定型了，尔后便香火不断，影响中国长达几千年之久。它留下的遗产主要包括王权的政治与宗教合一、政治与宗族合一，王权的金字塔统治结构，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政治组织系统的尊卑有序，政治指导思想的道德伦理化等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道脉脉余晖斜照在东方的中华大地。

西周，是华夏文化本体的形成之时，也是孔子心中典型的美好社会，他曾发自内心地说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并影响至今的儒家学说，正是从西周的社会土壤中吸取了充分的养料，不少思想直接源于《周易》，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周文王所推演的《周易》，虽较以往是一次突破与超越，但当时肯定还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与雏形而已。《周易》，其实可以将它拆解为两个部分，一为卦爻符号，它们由伏羲八卦两两相迭组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这是一个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框架与结构；另一部分就是卦辞和爻辞，即对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解说。解说部分由文字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