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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没有如此明显的官僚文章了。低层次的语言果实已经被掐掉。今天无用的想法一产生，解决思维不经过正式程序就会介入，（大多数情况下）把它们一扫而空。我确实怀念那种斗争召唤“解决！”和我把无用的表格扔进废纸篓时那份欣喜，以及怀着罪恶感的喜悦用同样的借口扔掉一些书面工作或者精简那些可能仍然有作用，可是在工作中妨碍我的�程序。� 解决思维是分享权力的一种形式，给企业文化注入信任感，使其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信任。我无法想像有哪个公司不会从尝试这个项目中获益。请相信我。    
拥抱科技——慢一点
说起来令人不解，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用拥抱科技革命的速度确实有点慢。这多少跟缺乏信任和反馈有关。 说到慢，我不是指产品、服务以及所谓的后勤办公室运用像台式计算机、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之类的新科技。我并不是说我们时髦赶得慢，但是当时我们不像以前那样，不再是工业领袖了。这部分要归咎于新科技席卷世界的惊人速度以及推动美国商业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但另一方面也要归咎于通用起初没能信任那些首先认识到科技可能和将要产生的作用的员工。杰克·韦尔奇认识到一个战略计划的必要性及其益处，来推动我们的信息技术，并且从公司外部引进一系列有才能实施这一领域变革的公司领导人。 要记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刚出现一场股市崩溃，这一衰退粉碎了一切，日本人正蚕食我们的许多市场。惊慌和围城思维几乎随处可见。如果处在一个更平静的年代，我猜想仅仅由于自下而上对于科技的需求，通用本来也会成为一个科技领袖。当时大多数人能够看到科技革命正到来，我们都坐在那里，纳闷为什么我们如此麻木，不要求整个公司独自去购买兼容的硬件和软件。购买的离心结构使得公司很难建立一个天衣无缝的国内和国际网络。借口是每个部门、业务或者地点正在发展自己的方法满足其科技需要。按照官方的解释，只是由于太复杂，无法解决每个人对于数字化的个性需要，并把这些需要纳入一个公司范围的体系内。回首过去，真是浪费。后来为了转化那些互相冲突的系统消耗了多少时间和金钱。 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解决项目还没有开始时的情形。如果能够早一点实施解决项目，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在那些会议上畅所欲言，尤其是有些员工由于辛辛那提应用的软件没法转化为费尔菲尔德编辑的文件而不得不重新打印——会有更多的呼吁，更多的人会听取意见，相信发言者明白自己谈论的话题。 至于适应计算机科技，幸亏我的弟弟雷蒙德是第一批高中电脑神童，所以我是一个“早期的适应者”。雷蒙德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全部的现金储蓄花在无线电发明上。远在别人还不知道苹果电脑为何物之前，他就幻想过拥有一台。他听说一个妇女通过一个当地电台赢得一台苹果电脑。他知道这个人很有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奖品，就通过电话本查到她，给她打电话，确认她确实对电脑一无所知。作为“帮忙”，他从这个妇女那里以很合算的价格买下这台电脑。她很高兴能拿到现金，而他则进入了电脑怪人天地。虽然这个机器按照今天的标准看很初级，在雷蒙德的帮助下我能够看到用电脑而非手工制做圆形分格统计图表和条线图的巨大潜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是第一批把这一科技应用于董事会报告中的人之一。 几乎同时，我受邀与参加主席会议的人喝咖啡。这些聚会旨在给杰克·韦尔奇一个机会，与一小部分通用总部的员工进行跨部门间的私人交往。公司期待我们提出问题。会议大约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我问：“你认为费尔菲尔德的管理层的工作是否能够跟上现有的计算机技术的步伐？”杰克·韦尔奇当时似乎对计算机技术还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他听到我的问题后，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例如“我们将来会做得更好”。但是，不久之后，他和整个公司就已经上路了，认识到科技进步的必要性。 推进通用前进的是公司员工自下而上对于科技的普遍兴趣。管理层本来有可能会很久才能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只要愿意倾听和信任那些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能最终抵消任何短浅的见识。变革没有马上发生，但还是发生了。信任指引我们到达需要去的地方。     。 想看书来
糟糕
旅行和交通安排是我能想到的一个运用一点科技革新的领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用仍然通过手写——或者更糟，用电话——发出订单和确认，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