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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艰巨和难度可想而知。

我该怎么办呢？用枪么？这事情一想起来就分外可怕。对弗莱迪而言，他从小就是看着大人靠打猎和捕鱼为生，舞刀弄枪他早已习以为常，这辈子都不会对枪支感到陌生和恐惧。甚至和酗酒一样，玩枪也让他上瘾，仿佛当事情一不如他的意，就只知道拿枪来摆平。只有这样，他内心的愤怒才能平息，这远比不痛不痒地踢别人几脚来的过瘾。

在我8岁的时候，荷枪实弹的枪械给我带来的感觉只有灰心丧气。几年前，我和一个朋友在雷鸟酒店外面的巷子里玩耍，在一个废弃的炉子里找到一枚0。22口径的手枪。不知这东西是真是假，我们决定拿个什么人试试－－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多亏我们打偏了，否则我们瞄准的那姑娘就完了。当弗莱迪接到告状的电话，我猜可能是妈妈打来的，弗莱迪开始破口大骂。我知道自己做了件蠢事，也是件错事，但我不想为此挨打，所以我飞奔到自己的卧室，钻到床下，屏住呼吸，不敢出来。还没等我缓过神来，弗莱迪就过来把整个床都掀了起来，我暴露无遗，像个受惊的小兽哆嗦个不停。挨皮带抽的滋味是不好受，但是感觉他无处不在、无所不在那才更为可怕。

而且，即便此时此刻我有一支枪，我也会用，也无济于事。实际上，一天晚上突然传来消息，他喝多了，在酒吧和人家打了起来，他最好的朋友西蒙·格兰特一枪打中了他的肚子，赞美主啊，感谢神！但是弗莱迪的大肚子似乎是有防弹功能，他是流了不少血，可是当取出子弹，在医院观察了一晚之后，他第二天就直接上班去了。

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所以每当有这样那样的意外出现，就愈发证明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干掉这个家伙。一天晚上，当他又准备对妈妈无礼的时候，我跑去叫了警察，那一刻我真的起了杀心。

离沙伊店不远的第九大道万利捷大街的路口，有个酒吧叫做卡西巴。希望能找个人借给我10美分，在酒吧外面的收费电话上报警，看到旁边有个人，我去碰碰运气，他头戴窄边帽，鲨皮套装，带着粉色圆点领带，活像个1962年密尔沃基北部区的球员从明信片上走了下来。

“先生，打扰一下，”我跑了上去，上气不接下气，“能给我10美分打个电话报警吗？我继父正在使劲儿打我妈妈。”

这家伙眼睛都没眨一眨，就说了句：“小黑鬼，别挡路。”

我当时真想杀了这狗娘养的，当然要先干掉弗莱迪再说。

终于我找到一个人愿意相信妈妈真的性命难保，我终于借到了钱，叫了两个警察过来，两人都是白人。

等他们到了家，弗莱迪正坐在沙发上，而两个警察显然没想到他是这么个大块头。两人紧张地对视了一下，有人清了清喉咙，说道：“崔普雷特先生，我们可以用下电话吗，得叫辆警车过来。”

弗莱迪当时的表现居然有些幽默的味道，他前倾了一点，答道：“见鬼，你们甭想用我的电话叫警车来，把老子送到监狱，去你的吧！”

太滑稽了，两个警察最后连哄带骗地把他送到警局。弗莱迪一走，我就问妈妈，为什么警察人都来了，还要打电话叫警车来？妈妈答道：“也许他们觉得应该叫上几个大个儿警官，才能把他弄出去。”

有一天更恐怖，为躲避弗莱迪的暴力，妈妈居然逃到第十大道右街的奥多姆街角店。店主奥多姆是我校友的父亲，看到妈妈躺到柜台后面，他也没说什么。

弗莱迪手里挥着猎枪横着走进了商店，问奥多姆先生：“那婊子在哪儿呢？”

奥多姆先生耸耸肩：“弗莱迪，她没来过，但别在我的店里摆弄你的猎枪，听到了吗？”

奥多姆先生可不是吃素的，弗莱迪也知道这点，他这种人其实是吃软怕硬，当遇到比自己还厉害的人时，他立刻就服软了。也没再多说什么，弗莱迪转身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拎着枪，招摇过市，找寻妈妈的踪影。

妈妈一直在柜台下躲到傍晚时分，后来弗莱迪好像终于冷静点了。在接下来的几天，弗莱迪体内的“气压阀”似乎放了些气，“气压计”显示暴风雨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爆发。但我和妈妈、12岁的奥菲丽娅、4岁的沙仑以及两岁的金牡，我们几个都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因为“气压计”这种东西有时也没准儿。

我知道大家对弗莱迪又恨又怕，但母亲对于我们这种人间地狱般难以忍受的境地是作何考虑，我却不得而知，这个问题就像我生父是谁，人在哪里一样，我无法知晓。直到有一天，我偶然了解到有关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