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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最后大战。石原也采取哲学立场，认为战争带来毁灭，将为重建铺路，因此是文明进展的一部分。但尽管有哲学的虚饰，在其人生观里所有的事物都从属于军事考虑——一种单纯的军国主义。

石原本人并没有特别受到喜爱，且从未受到同僚们的十分信任。这些因素使他的个人影响力受到限制。石原认为日本必须获得亚洲资源，为将来与美国对决做准备，他的这一观点逐渐受到支持。当20世纪30年代进展之际，他主张的利用军事行动控制亚洲的理念胜过较不具侵略性的泛亚洲主义观点。

一个“较软性的”观点是汉学家橘朴（1881～1945）的观点。他认为，作为最有资格的国家，日本应该在亚洲建立的不是军事领导地位而是文化与政治领导地位。这将创造一个文化政治的亚洲实体，这个亚洲实体能够制衡已经存在的西方文化政治实体的支配。遗憾的是，除了提出儒学与皇道作为这个亚洲实体的普遍指导原则外，橘朴未提议任何组织这个亚洲实体的具体手段。他在这些事情上的沉默使得军国主义者较容易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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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争准备（1）

确实，日本能够从大陆的资源中大大地获利，尤其是日本本身十分缺乏的自然资源。但当日本对大陆资源的欲望呈现逐渐具侵略性的军事气氛时，有点儿讽刺的是，日本经济正进入复苏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已经采取果敢且史无前例的“凯恩斯”措施，利用政府赤字支出来刺激经济在通货紧缩后复苏并阻止景气衰退。日本也使日圆脱离国际金本位，导致日圆贬值约50％，而如今价格远较便宜的日本产品出口增加。至1936年，日本已成为棉花布匹的最大出口国。日本是最先从世界经济大恐慌之中脱困的重要国家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剩下的几年中，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5％，而在1929年与1937年之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50％（对比之下，同期的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0％）。

这一经济好转显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有军事扩张以外的其他选择，问题是日本是否想追求其他选择。作为一种选择，依据明治口号“富国强兵”的精神，日本可以利用较强劲的经济来建立较强大的军队。

一个问题是，虽然经济在全国层次上似乎健全，但并没有足够的人获得利益。大多数人仍是被雇用于农业的农村居民，但农民收入是恢复最慢的。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的收入仍然只有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大约半数。尽管生产力改善，农业就是没有制造业那么有效率，因为其劳动力比率是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率的两倍以上。在制造业方面，尽管棉花布匹出口成功，纺织业正稳定地让位给诸如机械等较重型的制造业。

在1929年与1937年之间，化学品、金属、机械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率从30％上升至50％。在1920年与1940年之间，钢铁生产量增加11倍，机械增加6倍，化学品也增加6倍。

纺织厂往往设在地方城镇的事实，为农村增添了苦恼。

由于工业的逐渐托拉斯化，都市工人境遇往往没好多少。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起，政府故意推行一种工业合理化政策，授权重要工业的企业联合。这大大地帮助原已富有且有势力的财阀变得更富有且更有势力。至1937年，单单三井与三菱两大财阀就持有全国工商业所有资本的几乎1/7。大财阀企业（工人人数超过5000人）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小企业（工人人数不到30人）工人工资的两倍以上。

政府与财阀的关系并非总是无限的信任。政府里有许多人感觉财阀影响力太大、腐败、颓废且难以控制。他们宁愿不要合理化至如此程度，以至于只有少数财阀在控制，把所有其他大企业都排除在外。这是何以政府奖励诸如日产与丰田等“新财阀”的一大理由，这两家公司在诸如汽车制造等领域尤其活跃。

受到德国的启发，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制定一连串的法律，对这些主要工业的公司予以帮助。这些法律依靠外汇限制与企业必须被日本人经理控制才能发执照的要求，把外国竞争者挤出去。福特公司是一个特别的威胁，而1936年汽车制造工业法的条款的生效日期被追溯既往，所以福特公司1935年在横滨建造的工厂实际上变成非法。这项法律也给生产军车的公司诸如免税等援助，由此把那些公司置于政府控制下。在石油、钢铁、机器工具、造船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