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4/4 页)

拭目以待”（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0：5）。苏联的领导承诺早行动会得到奖赏而晚行动会受到惩罚，这反映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传统激励。它忽视了轻易的行政*是契约风险的源泉。矛盾在于较少的自由度优于较大的行政专断，因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更多的可信承诺。有效的经济改革要求：要想建立投资者的信心，就要消除违约的可能性。

政府方面缺乏可信承诺，这给私人部门中长期的、固定的、无论是专用性的还是非专用性的投资都带来了风险。如果长期性、固定性都与资产专用性无关，那么所有类型的私人部门的监管交易成本会随着征用风险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情况下，和的值可能变化很小或者不改变。可以肯定，在人们认为征用风险很大的体制下，政府一方将不得不承受较大的长期投资负担。私人部门的长期投资将偏好那些能走私的资产或是其他可移动资产，例如通常意义上的人力资产（熟练的工人、手工业者），如果允许迁居至别国，就可利用人力资产来创造经济价值。

泄密（leakage）。不仅许多产权的价值被政府低估，专门知识和信息的价值也可能被供应商、购买者和竞争对手挪用或浪费。Teece（1986）最近提出这些问题，并连带探讨了“弱的可占用体制”，这与Arrow（1962）早期关于信息产权的讨论相关。如果不能合法保护知识投资，或者如果名义上的保护（如专利）无效，那么（1）事前进行此类投资的激励会受到削弱；（2）将此类投资置于保护性的治理结构之下的事后激励增强。正如Teece（1986）所讨论的那样，出于保护的目的，有时会将泄密风险极大的相关生产阶段横向或纵向一体化，行业秘密保护就是一个例子。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4）

与层级制相比，这里用比较治理成本来解释弱的可占用性（更大的泄密风险）增加了混合制契约的成本。图6�1中的市场模式曲线和混合制曲线都因为泄密风险的增加而上移，所以基本保持不变，主要影响集中于k2。当泄密风险增加时，k2的值左移，以至于交易分布倾向于层级制。

B�契约法（Contract　Law）

契约法体制的进步与否，可通过相关监管成本曲线的移动情况来判断。例如，免责条款的改进将使混合制的监管成本下移。这里的观点是免责主义要么太松要么太严。如果太严，面对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