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部分(第2/4 页)

题时提供了许多新的例证和论据，因此使我惊奇，甚至几乎使我嫉妒……您所使用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了慎重的选择，都击中了要害，其效力象是一颗三十二磅重的炮弹……我的结论是，您不应当是一位植物学家，而应当作一个律师。”

但是论战并未就此停止。奥温和亚格西继续在报刊上攻击这一理论。看来，他们的论据并不是特别有力的。例如，亚格西坚持说地质证据是完善的，他否认变异。他采取了诡辩的态度。他以讽刺的口气问道：“如果物种不存在，它们如何能够发生变异？”好象达尔文怀疑过物种存在的暂时性似的。他甚至达到了曾经否认拉丁文、希腊文和梵文是来自一个共同的起源的地步。他认为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达尔文通过对各个特性差异的积累把新的变种的起源和新的方言的逐步形成作了比较。

爱沙·葛雷继续须强地进行斗争。他证明说，对《物种起源》进行了神学方面的攻击是出于误会，因为达尔文的理论似乎和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一样，也很少涉及较深刻的宗教观念（我们曾经指出过，爱沙·葛雷本人的宗教观念是很深的。）他就这一题目一连写了三篇文章，登在《大西洋日刊》上，总标题是：《自然选择与自然神学并非水火不相容》。

达尔文再次向爱沙·葛雷表达了自己的钦佩心情。不过他的赞扬听起来有点语意双关：“您举的许多比喻无比的好。在前一封信中，我曾说您是一个律师，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现在我要您确信您是一个诗人。不，我向丘比德发誓，我要告诉您，您是由律师、诗人、博物学家和神学家杂交而生的一个混合种！您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奇人吗？”

用“神学家”来讽刺爱沙·葛雷，是因为他竟然巧妙地把神学的东西塞进了达尔文的理论。达尔文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给爱沙·葛雷的信中指出，他认为爱沙·葛雷滑得太远了，竟认为“变异是沿着某些有利的方向进行的”。达尔文本人反对这种看法。“我不能把每一个别的事物都看成是‘设计’的产物”。难道爱沙·葛雷真认为“扇尾鸽的尾在羽毛的数目上和生长方向上发生变异（意思是，上帝引起的变异），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爱好吗？”

达尔文在过后不久所写的几封信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分歧。他认为“神关心人的愚蠢的业余爱好”的想法是古怪的。一八六一年六月五日，他写信给爱沙·葛雷说：“我的意见同您的意见更加不同了。据我看，这并不是被设计的变异使得我所崇拜的神即‘自然选择’成为多余的东西，相反，是我最近研究了家养下的变异之后，我看到大量未被设计的变异正准备着进行自然选择，以便使每种生物都能适应环境。”在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的信中，他说得更明确了：“如果我看到了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劝我们与人为善，同时我相信别人也看到了他，因而证明我并没有发疯，那么我就会相信‘设计’的说法。如果我能够确信，生命和精神以一种未知的形式表现了另一种‘不可权衡的力量’的功能，那么我就会相信设计的说法。如果人是铜或铁造成的，而且同曾经存在过的其它有机体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或者可以相信设计的说法……”，等等。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给爱沙·葛雷的信中，达尔文把爱沙·葛雷所谓的“内在意识”叫做“一个不准确的指导者”。他写道：“我不能够同意，说男人的痕迹乳房也是经过设计的。”

达尔文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因此后来他在一八六○年开始写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的末尾反对自己的老战友，并声明他不同意爱沙·葛雷的看法，即每一种变异都是上帝预先决定的，并且是沿着一定的路线进行的，“就象人们为灌溉而沿着一定的方向排出的水流一样。”

正是这种诚实态度使他在这本书中又提到了他对人类起源的观点，虽然当时他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材料。

一八六○年一月，他写信给剑桥的一位老朋友詹宁斯牧师说：“关于人类，我很不愿意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但我认为完全隐瞒我的意见是不诚实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相信人类是由于一个特殊的奇迹而出现的，但我自己既没有看出它的必要性，也没有看出它的可能性。”

同时赫胥黎竭力想实现自己的打算，即驳斥奥温关于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思想。早在一八五七年，奥温就提出了一种哺乳动物新的分类法，在这一分类法中，他把人跟所有其它的哺乳动物加以对比，把人区分出来，列入特殊的一个“哺乳类”的亚纲中。在这一点上，奥温依据的是人脑结构的几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