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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可他们从来没有书。”

“那他们在学校里干什么呢？”一个小男孩问。

“吃糖果，”皮皮不打咯噔地回答，“隔壁糖果厂有一根长管子一直接到教室。糖果整天喷出来，光吃糖果就够孩子们忙的了。”

“那老师又干什么呢？”一个小女孩问。

“剥糖果纸呀，蠢丫头，”皮皮说，“你以为他们自己剥吗？很少有！他们甚至自己不上学，派他们的兄弟来。”

皮皮挥挥她的大帽子。

“再见！”她高兴地叫道，“你们转眼就看不见我了。不过你们得牢牢记住阿瑟儿有多少个苹果，要不你们就没好结果，哈哈哈！”

皮皮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骑马跑出院子大门，快得沙子在马蹄周围打转，学校的窗子格格格地抖动。

皮皮坐在大门上，然后又爬树

皮皮、汤米和安妮卡坐在威勒库拉庄外面。皮皮坐在院子门这边柱子上，安妮卡坐在院子门那边柱子上，汤米坐在院子门上。这是八月底一个温暖的美好日子。院子门旁边那棵梨树把它那些树枝远远伸出去，低低垂下来，孩子们不花什么力气，坐在那里伸手就能采到最熟的金黄色八月梨。他们又啜又啃，把梨的子儿吐到街上。

威勒库拉庄正在小镇和乡下交界的地方，马路也正好在这里变成乡村大道。镇上的人喜欢到威勒库拉庄过去一点的地方散步。因为那里的景色最美了。

三个孩子正坐在那里吃梨，一个小姑娘沿着从镇上来的路走过。她看见他们就停下来问：

“你们知道我的爸爸打这儿走过吗？”

“不知道，”皮皮说，“他什么样子，长着蓝色的眼睛吗？”

“不错。”小姑娘说。

“戴黑帽子穿黑鞋吗？”

“不错，一点不错。”小姑娘赶紧说。

“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一个没见到。”皮皮斩钉截铁地说。

小姑娘很失望，一声不响地走了。

“喂喂喂，”皮皮在她后面叫，“他是个秃顶吗？”

“不是，他头一点也不秃。”那小姑娘生气地说。

“他倒运气。”皮皮说着吐了一颗梨子儿。

那小姑娘急急忙忙往前走，皮皮又叫：

“他有一对超级大耳朵吗，一直搭拉到肩膀上的？”

“没有，”那小姑娘说，接着吃惊地转过身来，“你是说你见一个人走过，摆动着他那么大的一对耳朵？”

“我没见有人走过摆动着他的耳朵，”皮皮说，”我只知道人人走路都摆动腿。”

“嗨，你真傻，我是说你是不是见有人走过，长着那么大的一对耳朵。”

“没有，”皮皮说，“没有人会长那么大的一对耳朵。哈，那太荒唐了。像个什么样子呢？是人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耳朵。”

“至少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她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在中国就不同，有一个。有一回我在上海见过一个人，耳朵大得可以当雨披用。下雨他就钻到耳朵底下，又暖和又舒服。啊，这真是个快活好时光！我当然说的是那个人。要是天气太坏他还请朋友和认识的人到他的耳朵下面来搭起帐篷。外面劈劈啪啪下瓢泼大雨，他们安坐在帐篷里唱他们伤心的歌。因为他有这么一对耳朵，大家都喜欢他。他的名字叫海上。你真该看看海上早晨跑去上班的样子，他晚上不肯睡，所以早晨总是到打钟上班才赶到。他跑着的时候，后面张开两只耳朵，就像两张黄色的大船帆，你真想不出有多好看。”

那小姑娘早就停下来站在那里听皮皮讲话，这时听得嘴都张大了。汤米和安妮卡连梨都忘了吃。他们只顾着听她讲。

“他孩子多得数也数不过来，最小一个的名字叫彼得……”皮皮说。

“不对，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汤米插进一句。

“他太太也这么跟他说。‘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她跟他说了。可海上这个人的脾气天下第一倔，他说这孩子要嘛取名叫彼得，要嘛连名字都不要。说着他坐在墙角里，把耳朵拉过来蒙住脸发脾气。他太太当然只好算了，因此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彼得。”

“噢，真的吗？”安妮卡说。

“这是全上海最可怕的孩子，”皮皮说下去，“他吃东西那么麻烦，他妈妈头都疼了。你大概知道吧，中国人吃燕窝？他妈妈就坐在那里，捧着一盘燕窝喂他吃。‘来吧，小彼得，’她说，‘咱们为了爸爸吃一大口，’可彼得只是闭紧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