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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的村民王子清记得，这种现象大约是在他48岁那年出现的。

1991年，王子清的弟弟首先出现吞咽困难等食道问题，第二年，他的哥哥也出现了同样的病症，后来二人被确诊为食道癌。2004年6月，王子清的哥哥病逝。28天后，他的弟弟也离开了人世。3天后，他的一位叔叔也因为同样的病去世。

在这十几年里，王子清父辈族人共25对夫妇中有19人死于癌症，而与他同辈的70多人中，有16人死于癌症。死者最大的7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30岁。王子清已经记不清这些数字，他悲伤地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在我们村里，死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我不知道村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死。”

在沈丘县，这样的村庄不止一个，黄孟营村、孟寨村、孙营村等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癌症患者的比例均大幅上升，当地人将这些村庄称为“癌症村”。

“癌症村”里一片凄凉景象，有些里巷甚至已经空无一人，疾病和死亡缠绕着村里的每一户人家，原本住在这里的家庭，不是全家死绝就是举家搬往他乡，留下来的人家，几乎家家都有病人。高额的医疗费用几乎拖垮了所有东孙楼村的家庭。“我们东孙楼穷，不是因为人懒，没能力，而是因为癌症。只要家里有病人，都得花上两三万块钱。”一位村民说。村里已经有好几个因无钱治病而自杀的人。

经调查，病魔来自流经沈丘的沙颍河。这条河处于淮河上游，淮河60％的来水量源自这里。在当地村民的记忆中，沙颍河水曾经清澈透明、甘甜清冽，它的周围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景色优美、气候宜人，而这一切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高额的利润驱使下，河岸两旁建起了一个个工厂，大量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污水直接排入沙颍河，致使水质逐年变坏。1990年，沙颍河流经沈丘县城的水质已属劣V类——水质污染的最高级。也就是说，这里的河水不仅无法饮用，而且已经失去了任何使用价值，不能用于灌溉、养殖，甚至不能作为工业用水。

这种高污染、富含各种致癌物的地表水逐渐渗透到地下水系统后，地下水水质也被破坏。当地地下50米以上的地下水已经不能饮用，但是沈丘地区村民们家中的水井一般深度仅在20米左右。井里压出的水混浊不清，含有明显杂质，烧开后的水苦涩异常，喝下去连喉咙都会发麻。

沙颍河流域大大小小的企业中有不少是造纸、皮革、塑料、酒类等高污染企业，在污染最严重的时候，整条河里的水简直就是一团散发着刺鼻臭味的墨汁，河里打上来的鱼无论喂给什么动物，只要吃了就是必死无疑。

这样的“癌症村”在中国并不仅仅出现在淮河流域，我国沿海已有多个省份出现癌症村，如江苏省盐城东兴村、无锡广丰村、常州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安徽省宿州张庄村，山东肥城肖家店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天津市西堤头村、刘快庄村……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在高速增长的GDP背后，是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资源的浪费、生态的退化和环境污染的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GDP的增长。在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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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第三章　生活中面临的困惑（3）

导致如今这种恶果的，是一味地对GDP的追求。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凸显，不是因为开发多了，而是开发粗了；不是现代产业多了，而是原始产业惰性大了；不是开发过头了，而是开发失当了；不是不该开发，而是不该乱开发。人们直言，种种乱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由于我们考核官员政绩的标杆一直都是传统GDP。

传统的经济学从来没有假定自然资源是稀缺的，它一直将自然资源视为可无限供应的，将空气和水等资源称之为“无限无价”。当人类生产活动严重危害环境，并且产生能源危机以后，经济学并没有修改其“资源稀缺”的假设前提，只是简单地把资源从无价格变成有价格。但是怎么给洁净的空气或者一片未被砍伐的森林定价？又怎么给地下水、人们的健康以及生态系统所遭受的破坏定价呢？

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核算体系，没有一个数据使我们能一目了然地看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环境和生态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的一部分，由于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