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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道德去说话”。《学术救国》，《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54。这是胡适的一个一贯的最基本的思想，也是他的“好政府主义”的核心：据有“良心、知识、道德”优势的知识分子精英，应该对政府起“监督”与“指导”作用，也应该是民众与年青人的“导师”。在1929年所写的一篇评论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文章中，他一再强调“知的作用便是帮助行，指导行，改善行。政治家虽然重在实行，但一个制度或政策的施行，都应该服从专家的指示”。《知难，行也不易》，《胡适文集》卷5《人权论集》，页598。而在另一篇题为《再论建国与专制》的文章里，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楚：“应该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应该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团’政治，不应该让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都走到科学工业的路上去，而剩下一批庸人去统治国家。”《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6。胡适因此提出了“专家政治”的概念《知难，行也不易》，《胡适文集》卷5《人权论集》，页600。，他的所谓“好人政府”其实就是实行“专家政治”的政府，是一个强者、贤者统治的政权。前面我们说过，胡适所设计的现代化模式是以国家强权为中心的，这一点与洋务运动、戊戌政变的思路存在着内在的相通；但这也是相对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国家强权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中的地位：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政变，知识分子实际扮演的都是幕僚的角色，他们对处于中心位置的皇权或政治强权人物，依然存在着一种依附关系；但胡适可能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在民间的中心地位的历史经验的鼓励，他现在所要追求的是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权中的中心地位，是要成为政治家的指导者，甚至自己就来充当拥有强权的“领袖”。如果说洋务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的位置都在国家、政府的权力中心的周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第一次从国家、政府走向民间，并试图建立北京大学这样的民间思想文化中心，以与国家权力中心相对抗；那么，现在，胡适又试图回到国家、政府的权力结构，并试图自己去占领中心位置。——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位置的移动”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9）

我们的讨论再深入一步，就会遇到这样两个问题：其一，胡适们的“专家政治”的实质是什么？其次，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胡适们的“专家政治”的理想能够实现吗？在中国现代政治的结构中，他（他们）最后将实际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先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注意到，前面引述的那篇《再论建国与专制》的文章，是在1930年代关于“开明专制”问题的论争中发表的。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论的发动者，都是胡适圈子里的朋友，他们鼓吹“开明专制”的主要理由是：欲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政治乎？》，原载《东方杂志》31卷1号。，这与胡适“好政府主义”强调“强有力的国家”是同一思路。但胡适本人却是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在《再论建国与专制》等文中陈述的“理由”却很耐寻味。他说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并且“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或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不难看出，他只是认为“中国今日”并不具备实行“开明专制”的条件，却没有否认“开明专制”本身。当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时，就说得更清楚：他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有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它“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可以“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因而是当下中国所需要的；但从根本上说，胡适所追求的还是“英杰的政治”《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4—378。，“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弘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一年来关于民治和独裁的讨论》，《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9。这就是胡适一直鼓吹的“专家政治”，他又称之为“研究院的政治”——这一命名所揭示的正是“进研究室主义”与“好政府主义”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