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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价格有规定，不高，按尺计；而后由他们标价出售。门市出售价和画家收入价往往能差十几倍，但只有这条路，别路不通，否则就是“犯错误”。通过这样的方式，荣宝斋收、售了大量当代精品书画。更因为他们是开放单位，可以向外国人出售，当然利润也是很大的。这样的经营已由传统的南纸店步入古玩字画店，而又有所不同：经营有相当的垄断性。

以“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后期为例，名家上等篆刻治印，荣宝斋付出的工价是每字1～2元，它的门市标价每字至少10元。有名气的已“落实政策”的国画家的作品，每尺付价最高不到20元，四尺画作，画家卖给荣宝斋，所得不到百元，此画出售价往往在千元上下。这种价格和价值的人为悖反，反而促进了书画、篆刻的私下交易。境外购买者也逐渐谙熟此道，托人直接找到书画、篆刻家当面订货讲价。这不是荣宝斋经营之过，而是僵化的体制、“左”的观念的桎梏。他们不能不执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定。文物盗掠一霸康生，以他的职务权力横行琉璃厂，曾给荣宝斋用左手题了一块匾，他们敢不挂在门前显著的地位吗？“文革”一结束，这块匾立即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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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书画事犹繁　收购精品藏国家（2）

好多领导人在书画文物上有修养，常和荣宝斋有来往，偶有购买，也是公平交易。像前《人民日报》领导人、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文革”中冤逝的邓拓同志，酷爱书画，有相当的修养，也是琉璃厂的常客。他陆续在这里买了不少古书和二百多幅名人字画，那时这些东西价钱很便宜，邓拓的稿费和工资还能应付。但碰到价高的珍品，他就囊中羞涩了。1962年，重庆的白龙平先生携其珍藏的苏东坡的名画《潇湘竹石图》来京求售，暂住在荣宝斋。因为现存的苏氏书法已经很少，画更少，一些人认为此画是赝品，荣宝斋没有收购。邓拓听说并看过后，认为确为宋画，上有26人题跋，其中有明代状元杨慎写的很长的一段竹枝词。邓拓决心购买，对方索价2万元，这实使邓拓难以承受。经朋友努力斡旋，售价降至5000元。邓拓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以一个老顾客老朋友的身份，请荣宝斋暂垫5000元，由他们挑选他的藏画偿还。荣宝斋最后从邓拓的藏画中选出32幅抵还。而邓拓的藏画中，不乏倪赞、徐渭、石涛、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郑板桥、华岩等人的名画。若是他凭北京市委的主管书记强来，荣宝斋也不敢怎么着，邓拓是绝不会这么干的。而康生是经常这么干！邓拓还收购了一幅五代南唐大画家周文矩的《太真上马图》。此画早被文物部门认定是赝品，他反复考证后证明是真作，从而挽救了这幅珍品。邓拓费尽心血收藏的古画名画精品大部分捐献给国家，其他收藏最后还是毁在抄家的红卫兵手中。

荣宝斋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充当民间博物馆，收藏名人字画和文房四宝精品。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们就开始了收藏近现代名人书画和文房珍玩。1960年国家拨专款15万元，用于荣宝斋收购艺术珍品收藏用。这就使他们大有周转余地。在“文革”前，民间流散的珍品文物字画较多，尤其在东北。溥仪的伪满政权迅速垮台，他们从清宫中偷带出来的文物珍宝包括字画，在逃跑中流落民间不少。后来北京的古玩商多次到东北寻找收购，还真能收到好东西。20世纪60年代，一个半大孩子，拿着一幅已经破损的古书法作品，包在包袱里到荣宝斋问要不要？收购人员一看，是米芾《苕溪诗》残部，大吃一惊，问他从哪里来？“东北。”这幅字怎么来的？“捡的，多少年了，再搁就全烂了，所以上北京问问。”收购人员商量后给价千元左右。这孩子喜出望外，没想到这幅残破了的字竟值这么多钱，马上点头答应，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他们再研究，觉得此件书法杰作够国家一级文物，价钱给定低了点，应该再给这孩子补添到1500元。按他留下的住处去找，他已经走了，而外地老家的地址不准确，没法子找到。这个故事说明荣宝斋作为国营商店，收购文物不蒙人、作风好。

荣宝斋这几十年到底回收了多少珍贵文物，这是不能也不应公开的机密。我从一本《荣宝斋新记50周年》的纪念册上，看到他们“经年积累的典藏”一节中公开发表的一小部分藏物的图片，有明代的毛笔、笔架、明清古墨，钱大昕刻铭的梅花端砚，陈师曾刻铭的破荷砚，赵芝谦刻铭的雕凤随形歙砚，清卢葵生制、金农刻铭的漆砂砚，刻有王羲之《兰亭序》的大铜墨盒，各种红木镶银丝，镶玉的镇尺、画床、墨床，清雍正青花印泥盒，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