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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样一直分析下去，弄得支离破碎。专业化的结果，很难找到整体化的解决方案，正应着庄子当年所说：“天下的人多各执一察以自耀。”一察就是一端，看到一个部位，便要以偏概全。好像耳、目、鼻、口一般，各具相当功能，却无法互相通用。�

中国人原本的想法，既然二分法是一种罪恶，为什么不设法避免？一分为二之后，当然可以二合为一。中国人不反对分析法，只是在分析以后，必须加以综合。中国人重“合”，以综合法来统合经过分析的东西，称为“全方位的观点”。�

中国式管理，同样讲求全方位。庄子说：“万事有所分，必有所成；有所成之后，也就必有所毁。一切事物，若是从通体来看，既没有完成，也没有毁坏，都复归于一个整体。”�

把二看成三，便是分析成为二之后，不要二中选一，因为“二选一”的结果，往往趋于极端。梁漱溟指出：“把一个道理认成天经地义，像孔子那无可无不可的话不敢出口。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乎中。”他认为“事实像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去推，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主张，即是把“可”与“不可”这两个极端的概念，看成三个。把二看成三，才看出一个“无可无不可”。�

依西方二分法的标准，无可无不可根本就是是非不明，不敢负责，不愿意明说的表现。受其影响，现代中国人不了解“无可无不可”，竟然也跟着鄙视起来。�

中国式管理依据无可无不可的原则，凡是两个概念，都能够看出三个，无形中又多了一种选择，所以弹性更大，包容性更强，其实就是“合”的效果。�

例如西方劳资对立，员工是劳方，资本家是资方，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很难达成协议，更不容易建立共识。各说各话，划“分”出不同的立场，然后讨价还价，才勉强和解，但是其中的问题，仍然存在。�

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在劳资之外，看出一种“介”方，也就是媒介的意思。平时老板和员工之间的沟通，尽量采取间接方式，透过干部的承转，养成习惯之后，一旦劳资有不同的看法，自然也会透过干部，让老板拥有回旋的余地，比较容易化解问题。不像现在这样西方化，劳方遇有问题，都要与老板面对面直接沟通，弄得老板不像老板，失去应有的尊严，干脆一气之下，关门不当老板，结果还是员工更加倒霉。�

有问题必须解决，乃是西方式的管理心态。西方一分为二，问题只有“解决”和“不解决”两种选择。于是解决的视为负责、尽职、有担当；而不解决的即视为不负责、不尽职、缺乏担当。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知道不解决不行，问题一直持续下去，终究

有一天会恶化，以至无法解决，或者更加花费成本。但是解决也不行，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势必引起其他的问题，甚至爆发更多、更麻烦的问题，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岂不悔恨已晚？�

在解决和不解决之道中，有一条“合”的途径，称为“化解”。中国人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是在无形中既“解决问题”，又避免后遗症，或者把它减到最少的地步。“化”的功夫了得，是中国人的太极功法，看起来没有什么动作，实际上把所有问题都化解掉，化到好像没有问题要解决，这才是把二看成三的实力。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二节 跳出二分法的陷阱（2）

二分法与三分法之争�

西方人一直拿“二分法”没有办法，摆脱不掉二分法的陷阱，不得已把它称为“必要的罪恶”。�

中国人讲阴阳，很简单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轻易地破除了二分法的思考障碍。阴阳并不代表两种不同的东西，它不过是“一”的不同变化。阴可以变阳，阳也能够变阴，一切无非是阴阳消长的结果。由于阴阳消长的动态表现，使得宇宙万象，时刻都在变易，也助长了中国人脑海中“不一定”的观点。“不一定”如果和“一定”相对待，那就是二分法的思考，因此中国人的“不一定”，实际上包含了“一定”在内，而一定的时候，也会有不一定的可能性，可见中国人的不一定，其性质也相当不一定。�

有一位老板，很热心地自己开车送笔者回新竹。那一天我们在车上谈了很多问题，快到新竹的时候，他问：“究竟是运气重要，还是努力要紧？”�

笔者回答：“当然运气要紧。”�

他非常高兴，接着说：“果然如此，运气好的时候，好像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