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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说你就来吧。中国人都知道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我们那时动个手术，有时就像杀猪似的。取弹片，把人绑在长凳子上，再找几个人按着手脚，医生就动手了。在海南岛，截肢就用老乡的锯，跟锯木头似的。我想这回有救了，他亲自动刀，那是科长啊。觉得咯噔一下，我说筋断了。驳壳枪也拿不动了，跟教导员李中猛换支手枪。

有人说东大营有个日本医院。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医生，不到一个小时就弄好了，那子弹钻到虎口去了。咱们那医生认真哪，可大都是土造的。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们在治伤中学习治伤，给你治伤病，也是学艺。没办法，就那水平、条件、环境。

轻伤不算，我重伤9次，到东北后4次，3次是中申给治的。那时到医院看伤员，听说是中申动的刀，就放心了。

翟文清老人说：

我南下没负伤，在东北3次重伤，两次是腿伤。第一次在安东住院，山坡上一家原是德国人开的医院，除了院领导，几乎全是日本人。第二次在通化，伤员都住在老乡家，医护人员近一半是日本人。江南休整期间，那么多病号，这些人一天到晚地忙啊。对这些人很优待，许多人吃小灶，有马骑，有警卫员，享受团级干部待遇。立功受奖的也很多，听说比例跟战斗部队差不多。他们为解放战争出大力了，应该呀。

一些人还要求入党，这就有些麻烦了。不光是日本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麻烦，关键在于他们曾经是“鬼子”。那时朝鲜人也很多，当时叫“韩人”、“韩国人”，他们入党跟咱们一样，还可以和中国人结婚。日本人可以和日本人结婚，和中国人不行。

李如吉老人说：

我们家在平壤附近，是个大家族，有私塾，几十个孩子在一起读《千字文》、《百家姓》。许多字，像“天”、“地”，那时汉文、朝文都是一个字，同义不同音。1939年逃难到中国，在吉林柳河住下了。我1946年参军后，怕国民党报复，爸爸带着一家人又回朝鲜了。

吉林朝鲜族人多，像我刚参军时的那个“李红光支队”，几乎全是朝鲜族人，后来变成了辽宁独立师，1949年成建制回朝鲜了。有个叔伯哥哥，和我一块参军的，那次回国了。

我是炮兵，炮兵朝鲜族同志挺多，都走了就不能打仗了。

杜博老人说：

打天津纽扣厂，我的警卫员韩林峰受伤了，就倒在我旁边。一颗子弹从眉心打进，从后脑出来，竟然还能说话，抓着我的手还掉几个眼泪，一哭伤口就冒血。卫生员给他包扎，我掏摸他的衣兜，党证在，写着部队、姓名、年龄、职务的纸片也在。那时我们师每人身上都有张这样的纸片，谁牺牲了，一看就明白，不然就可能成了无名烈士。我又把自己刚发的5万元津贴费给他揣兜里，5万元就是现在的5元钱，能买两条土造烟，他抽烟。

这人完了。看着把他抬走了，我心里这个难受呀，在心里直骂。

韩林峰18岁，朝鲜族人。朝鲜族同志文化比较高，所以炮兵就比较多。小韩初中毕业，一张娃娃脸，勇敢又机灵。参军两年多了，老兵了，我让他下去当班长，他不干，就爱跟着我。

天津解放了，派人去师医院看他，说没这个人。我认定这人是完了。身边倒下多少人了，那种伤还有个救吗？没想到，两个月后，他又白又胖的回来了，真是奇迹呀。

1949年12月，在广西，接到命令，包括韩林峰在内，我们营100多名朝鲜族同志回国了。从黑龙江打到广西，一起战斗了4年，难分难舍呀，都哭了。

5次战役后，我们营在平壤北边顺川郡休整，韩林峰带两个警卫员找到我们，那个亲哪。两杠三星，他是上校团长了，啪地立正、敬礼，叫我“老营长”。我说咱们是友军了，再说团长也不应该给营长敬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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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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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发出这样的宣告时，解放了这座成了共和国首都的北方古城的四野将士，正在他的家乡的红土地上浴血奋战。

天安门前的礼炮、礼花，与衡宝战役的枪炮声呼应。

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张王牌——白崇禧的桂系集团赖以起家的那点最值钱的家当，基本玩完了。

第十八章　大迂回、大包围

“黑土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