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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蹄子泡软了，马掌（马蹄铁）挂不住，那是马的鞋呀。“马蹄子，马蹄子，看看马蹄子。”干部经常喊，班长也得喊，还得一个个都看到。马掌子磨秃了，或是掉了，马蹄子磨坏了，马拐了，那马就失去战斗力了。没有备用马，少驮一个部件，一门炮就打不响了。

离休前为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理论训练班副主任的李捷老人，内蒙古赤峰市人，当时是49军144师宣传科干事。

老人说：

行军一天，战斗部队，包括一些机关科股，就是洗脚吃饭睡觉了。宣传科不行，到了宿营地，战斗才刚刚开始。

进屋卸门板，门板不够，就坐在锅台、炕沿、床下，没小凳，就找几块砖头、石头什么的。文印组最好有张桌子，怎么的也得有块门板，得放油印机、刻蜡纸呀。不能这一个、那一个的，那样一人一盏油灯，多费煤油呀。算上文印组，十几个人顶多分4伙，四五个脑袋拱围一盏油灯。第二天再看，一个个脸呀鼻孔呀都是黑的，吐的痰都是黑的。

我分管部队宣传教育。那时首长讲话也不拿稿子，顶多自己列个提纲，也就不用我们写讲话稿。最牵扯精力的是办报。那时军师都有报纸，像我们军是《奋勇报》，我们师是《勇猛报》。写稿、组稿、改稿、编稿、排版、校对、刻钢板，然后油印，你就忙去吧。越打仗越忙，宣传胜利、鼓舞斗志呀。还写传单，出号外，许多重要文章得自己写，再让首长审查。那时许多首长亲自动笔写文章，有的文化不高，净写错别字，写完让你改，那也是学文化呀。营连教导员、指导员，都是当然的通信员，行军打仗，官兵团结，遵纪爱民，什么事儿都写，都是实在事儿，有的写在烟盒背面就给你捎来了。看着报纸一张张印好了，看到战士们看我们的报纸，那才高兴呢。南下过江前轻装，要求那么严，《勇猛报》也每期保留一份，用桐油布包好，走哪背哪。

行军路上，脚下走着，脑子也不能闲着，得琢磨下期报纸怎么办，组些什么稿子，写什么文章，打腹稿。到了宿营地，一熬就是半夜、大半夜。搪瓷缸子盛上饭菜，一手匙，一手笔，趴在那儿连吃带写。困哪，眼皮打架脑袋沉，不知不觉就趴那儿了。活干完了行啊，没干完头发让油灯燎着了也能醒过来，就怕正写着就睡过去了。这事我干过两次，一下子醒来，脑袋都炸了，报纸出不了啦！那时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可死了就能完成任务吗？科长就让大家帮着弄。我1946年参军不久就当见习干事，科长田平是东北大学毕业的。南下后科长柴治，上海人，复旦毕业。发津贴费了，科长就掏钱，说怎么改善改善呀。大家就说吃鸡、吃鸡，那时买只鸡炖上，就了不得了。可缺觉，吃多少鸡也不行呀。过江后，那人病的呀，一个个黑瘦黑瘦的。过江前，我们宣传科的人，那脸都蜡黄蜡黄的，比别人差一色，熬夜熬的呀。

那时每天最难受的，就是起床了。推晃不醒，就把你拉起来，昏头涨脑坐那儿，就寻思你给我一枪，永远睡着了多好啊！走出2里地了，那人还没醒似的。

赵兴元老人说：

参军不久，在山东，连队进村了，干部去号房子，我们往路边一坐，文化教员把块小黑板往树上一挂，就开始上课，识字学文化。

“步枪零件多，简单分3个，枪身、枪机和枪托。”

“手榴弹，威力大，二三十米达，杀伤人和马。”

“天荒荒，地荒荒，我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地主老财是豺狼。”

教员就讲这些顺口溜，容易记，既学文化，又学军事，还搞了政治教育。

上课时，把字写在黑板上，先上后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一笔一画，我们拿根草棍在地上跟着写。行军时，背包上挂块硬纸板，上面写几个字，有空就瞅，默写默念。都记住了，就让过一个人，再学另一个背包上的字。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我们这些人的文化怎么来的？就是在那行军路上学来的、捡来的。

徐国夫老人说：

刚当指导员时，晚上点名念花名册，我连“徐”字都不认识。红军都有斗笠，我让文书在各自的斗笠上写上姓名，认人识字，不到一个月，重机枪连近200人的姓名就都认识了。

王玉兴老人说：

在湖北秭归，上级布置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把“孙中山”、“孙文”、“孙逸仙”当成了3个人。连长张田丰是伪满国民优级毕业，两个起义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