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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似的跟着你。一个小伙子跟我要张“约法八章”，抓住我的手不放，说我叫王栋，朝阳大学的，你叫什么名呀？我用手指在手上画个“李”字，他说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想参加解放军，行不行呀？我点头，他就要上车，跟我们走，我就使劲摇头，把他摇糊涂了。他红头涨脸地说，你们怎么光唱歌不说话呀？你们到底要不要我呀？我参军找谁呀？我那话几次到嘴边了，也没敢说出来。后来他还真找到我们了。我们文工团在北京的大专院校都演遍了，他帮我们搬道具，我们开会，他就在门口站着。他是独生子，父母没让他参军，后来到苏联学习了，毕业分到新华社。

我们唱的歌，那时老百姓还都不会唱，若是会唱，那就是一路万人大合唱了。见了解放军，他们高兴、激动啊。就是不明白，你们怎么不说话呀？我们反对国民党，拥护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就说句话吧，告诉我们你们就不走了吧。

我们一个个热血沸腾，激动呀，也是说不出话憋的。就是呀，八路军、解放军到哪儿都宣传群众，鼓动群众，那嘴叭叭的。我们贴那“约法八章”，讲的就是部队进入城市后应该遵守的纪律，也没说不准和老百姓说话、握手呀？怎么就让我们当哑巴呀？

我们都瞅带队的协理员王地之。大冷的天，他那脸也憋得通红，到底憋出一句话：可以握手，握手，同志们握手吧！

直到现在，想起这事，还觉得有些对不起北平人民。好在可以握手了，那手握的呀，多少也能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了。其实在那之前，许多人已经握上了。那时候就怕我们哪句话讲错了，影响不好，那也不能不让说话呀！

后来领导讲了，不准说话，不准握手，是错误的，是对我们的同志不信任，也是对人民群众的不信任。

姜树华老人说：

我们4纵进北平前搞教育，光吃喝拉撒睡，就有六七个“不准”。光有“不准”也不行，还得有“准”，还得告诉怎么“准”。在农村，到了宿营地，就有人去找个隐蔽、方便的地方挖坑搞厕所。这城里除了房子就是马路，刚到东北时，在城里不会用“洋厕所”，有的憋得团团转，有的蹲在坐便上方便——自古谁听说还有坐着拉屎的呀？这回就在操场上各式各样的画几个，讲解怎么用，像幼儿园的阿姨教孩子似的。钻山沟、住农村轻车熟路的土八路，进城到处都是新问题。出点洋相没什么，犯了错误了不得。

我们队列科住在报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我是司令部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嘴巴子就得勤点，耳朵也得尖点。唠嗑中得知房东是回民，赶紧找行政科调房子。打胜仗要改善伙食，改善伙食离不开猪肉，这可不行。

搬到帅府胡同，这家挺有钱，对我们带搭不理的。那院子里垃圾堆成个小山，科长赵川说咱们把它消灭了吧。五六个人说干就干，先弄出院子，再用车运走。房东一家人很感动，给我们烧开水，说“林彪大军”真好哇，世上少有。

周之同老人说：

我们30团负责警卫中南海、故宫、前门、景山公园、东交民巷、建国门里，团部设在景山公园后边两排公房里，水泥地铺上板子就是床。东北有句话，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这睡法也跟“傻小子”差不多。若是今天，不用多，就一晚上，第二天能爬起来那腰也完了。那时年轻，那心头也真热乎。在东北，雪地里都能睡一觉，有房子住那不就是天堂了？更何况都住到这皇帝住的地方来了，这革命铁定要成功了，能不高兴？

我和团长、副团长、副政委，每天带领机关干部，分头到营连执勤点检查工作。无论固定哨位，还是游动哨，那精神头儿和认真劲儿甭提了。东交民巷一带的官兵更是自豪，说咱的一举一动不但体现军威，还代表新中国。

来慰问的群众很多，学生更多，那个热情呀。问你打过什么仗，立了多少功，是不是战斗英雄，拉你照相，让你签名。农村兵本来就不大会说话，又没经过这阵势，一个个弄得红脸大汗的。女学生就笑，说你们打仗像老虎，见了我们怎么倒成大姑娘了？

有个解放战士说他可开眼了，一班岗见到28个“查摩登”（即时髦女郎）。班长听见了，立即跟他谈话，又召开班务会，大家说你这是人在岗位上，眼睛被花花世界弄花了，心叫资产阶级思想掳去了。

平津战役中，我们30团获“英勇善战”、“团结巩固”、“秋毫无犯”三面锦旗，这“秋毫无犯”，说的主要就是进北平后城市纪律好。

1月31日进城，4月20日南下，80天就听三轮车工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