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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都曾想把自己的妹妹或是小姨子嫁给他，他都拒绝了。张家不但不怪罪他，反而更敬重他，认为这个人不同凡响。

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考试第一。联队长冈村宁次认为他对日态度强硬，将其降为第三名。其实，解方一向都属深藏不露之人，只是素质太好，而不能不引人注目。不过，这位后来的侵华日军司令，也确实有几分眼力。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又策动“天津事变”，以天津驻屯军为骨干，依托日租界，驱使汉奸便衣队举行暴动，占领一些警察所，在建筑物上悬挂日本国旗。当时以解方为首的贾陶、孙铭九、苏冠南，都是20出头，都是天津保安队教官。解方立即组织反击，战至拂晓，将敌人赶回日租界。第二天，在日军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便衣队又发起进攻。解方待敌进至20多米时，命令大家一齐投出手榴弹，然后步枪、机枪齐放。白天打，晚上谈判；晚上打，白天谈判。能操英日两种语言的解方，就真刀真枪、唇枪舌剑地轮番上阵。如此打打谈谈近一个月，日寇什么便宜没得到，不得不罢手。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以天津驻屯军高级参谋身份出现在天津的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评说“天津事变”时，说他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得这么狠，没想到天津保安队能做这样的抵抗。

解方闻知后，就传过话去：“中国不是印度、朝鲜，天津也不是北大营。”

从八路军到解放军，解方的任职，基本上除了参谋长，就是副职。而他参与组织和指挥的那些战斗、战役，有熟知内情的老人说，一些仗打得好，就是解方的一个建议，一个方案。

有人曾经说过，就这仗没听参谋长的，这仗就打成了这个样子。听到的人赶紧去找解方，解方赶紧采取补救措施。

他无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好的参谋长之一了。不然，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仗，能让他去当参谋长吗？

彭老总对这位参谋长非常满意，常说他是“诸葛亮”；“我的诸葛亮”。

而解方1941年到延安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3局局长，当然因为他懂日语、英语。可他出任板门店谈判代表、首席代表，就不仅因此了。美国军事史家赫尔姆斯，在《韩战中的美国陆军》中评价解方，说他“足智多谋”；“思维敏捷、严密，无懈可击”；“令人生畏”；“是最难对付的人”。

1955年，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

据说，最后审定时，有当年在北方局工作的人，说他是旧军人出身，背景挺复杂。

彭德怀听说了，火了，说我也周日军人出身，蒯巾中有几个不是旧军人出身？

离休前为40军作训处长的吕效荣老人，当年是4O军作战参谋。“文化大革命”中，听说解方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了，买车票去北京看老首长，正巧碰见解方在院子里散步。解方眼睛一亮，点点头，又摇摇头，转身走了。吕效荣瞅着老首长的背影，心如刀绞。

和解方打过交道的人，无论上级、下级，还是同级，难得有说他个“不”字的。这不但是因为他的能力、为人，还因为他好像永远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即便在狱中，对那些审讯他的人，他也不会像冯白驹那样声色俱厉地把他们比作国民党张发奎之流，而只是说，我相信党，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搞清楚我的问题。

出狱后，有人找他谈话，要他去南京高级步校当校长。他很感动，又很激动。可他觉得自己已经10多年未工作了（光在秦城监狱就关了8年），现在部队、院校什么样儿都不知道，都断捻了，一点数没有，一下子就当起校长来，能干好吗？能不能先下去搞搞调研，了解、熟悉一下情况呀？

有人专会拐着弯儿听话，结果就听出什么来了？解方嫌官小了。

不少人埋怨他，给你官，当就是了，当上再说，哪有像你这么死认真的呀。

他说，我是从旧军队出来的，我们是共产党啊！

解方从奉天三中毕业后，张学良要选派一些优秀青年去日本学军事。解方不去，他的理想是当个医生，治病救人。张学良让人转告他4个字：大医医国。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青年解方曾幻想躲避．当个医生，能救治多少人就救治多少人。“九一八”事变后，军人解方认定要救中国，首先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国民党腐败，东北军“剿共”，他痛恨国人自相残杀，心头激荡着救国救民的豪情，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就在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