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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当时部队高度分散，一个营负责一两个县，一个连分管一个区，或几个乡，一个班分在一两个村。暴乱一起，到处告急，2排一个班在里高乡被土匪包围了，3排在个什么乡被土匪围攻，其余的没有音信，更让人着急。连部在水源乡，我和连长带人分头去救援。我带个炊事班和门小炮，黑灯瞎火往里高乡跑，那险冒大了。那时一个连都不能轻易离开驻地，一个连、一个营的驻地，土匪也敢攻击。2排上街买菜，大天白日，一个战斗班，还加强一挺机枪，那还不是土匪闹得最凶的时候。那也被土匪打了，3亡1伤。

过个石门坳，土匪设卡，也不知有多少土匪，问什么人，我们也不答话，冲上去把哨兵打死。东北人，不能说话，一说话土匪就开枪了。20多里路，挺顺当，不到一小时跑到了。土匪怕炮，恍吮几炮，土匪散了，我们进去了。天亮了，土匪又把我们包围了，那人黑压压的。团政委程怀山，是老红军，带个炮兵营去了，这下把土匪打跑了。

韦统泰老人说：

土匪包围玉林，丁盛在那儿，发电报，我带个营，从大容山北边赶去救援。一路上，到处暴乱，到处土匪，到处打你。我们和土匪打仗，还有看热闹的。我们喊叫让他们躲开，到了跟前，他也打你，也是土匪。

我们不怕呀，地方干部惨了，到处跑呀躲呀藏呀。见了我们，有的还不跟我们走，他们得坚守岗位呀。有的说，你们能不能住一夜呀，让我们睡一觉。

快到玉林了，有个樟木乡，20多个南下干部被土匪杀害了，在路边野地里。男的把心刻走了，女的用棍子从下身捅进去弄死的，那时也没有眼泪了。

吴瑞刚老人说：

我带个加强排，押4辆卡车去南宁送药。机枪架在车顶上，一路瞪大眼睛，不时见车辆歪在路边，翻进沟里。在座桥头，不知哪个部队的7辆大车，也不知拉的什么，都被土匪抢光了，押车的都牺牲了，衣服扒光了，身子还没硬。

快到大墟，老远听枪声炒豆似的。我穿便衣，司机是地方派的，桂林人，我俩去侦察。那里有个南下工作团，女学生挺多，土匪去“抢老婆”。有个警卫排，打了两天两夜，伤亡不大，子弹不多了。我让汽车拉开距离，机枪在前，步枪、冲锋枪摆在两侧，开足马力朝前冲，一齐开火。土匪以为援军到了一轰散了。

广西解放后，广西军区以50％以上兵力，守备城市和交通线，其余分散农村剿匪。恭城暴乱后，仍是如此。兵力不足，战线长，哪里暴乱调往哪里，被动应战。6月下旬，土匪再次大规模暴乱，到处扩大组织，建立政权，攻打县乡区政府。用一些老人说的话讲，是“越剿越多”。

越剿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土匪一俘即放，宽大无边。像百色地区土匪头子施胡子，捉放三次，每次都是放虎归山，继续为匪作恶。连恭城暴乱头子钟祖培，被俘后也未镇压，教育了事。

时任广西军区副司令的李天佑，认为这样不行。

在3月底召开的省委、军区高千会议上，这位一口广西话的四野名将，主张把军事进剿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而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坚决镇压匪首。当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和觉悟起来的时候，当人民政权还不巩固的时候，对罪大恶极的匪首，必须给予迅速、坚决有力的镇压。有的地区未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举行基动的首恶分子，采取必要的镇压，是不适当的。

李天佑主张实行“重点进剿”的战略方针和机动灵活的战术。不能平均分配剿匪兵力，要有重点地配备军队剿匪。军事进剿与驻剿应相互交错，紧密结合进行。土匪集中，我们即集中兵力进剿。如果土匪被击溃或分散隐蔽，我们也立即适当地实行分散驻剿。

在如何处理“民枪”上，也有分歧。一种观点是，广西民间向来枪多，一些枪是防匪自卫的，收枪要分清民枪，还是匪枪。李天佑认为，地主富农的枪曾是用来防匪的，可现在许多人成了匪首、骨干，应该把地主富农的枪收上来，转到基本农民手中。后来又主张见枪就收，因为反动势力还很强大，无论枪在谁的手里，都会被匪乱所用。民匪不分，收上来再说，打个收条，证明确属民枪后，再交还本人。

1950年8月，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批评广西是全国剿匪工作成绩最差的一个省，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的缺点。n月10日，毛泽东又指出广西剿匪镇反存在“宽大无边”倾向，限期1951年5月1日前完成剿匪任务。4天后，毛泽东再次批评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有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