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页)

了经济政策讲座的公开化。1986年，对经济改革的广泛争论被鼓动起来了，其后果就是1987年夏天推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此后，198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管理积极调整时的基本供应》的文件。几天后，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了一系列实施新政策的法令和《国有企业法》，后者在1988年1月正式生效。

这些措施是第3章阐述过的苏联经济改革观点的具体化。它们试图改变全国生产都由莫斯科中央详细制定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形式，而实行与此不同的形式。国家将同意企业充分自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转而关注长期的计划和目标，经济部对生产的日常管理将被结束。共和国、区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对它们各自地区内的经济将享有巨大的监督权。在企业内部，工人也扩大了监督企业制定方案的权利。这些改革措施，在公共占有和经济计划的框架内，把民主化和非中心化的观点具体化了。

这些目标实行的结果如何？企业自治意味着放弃中央决定每个企业投入和产出的详细计划的体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将颁布非指令性数字，为每个企业的产品价格和企业运行状况提供一个参照系。当然，部分企业生产仍然存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现象，这是由于不得不减轻从旧的中央管理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产生的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行政命令逐渐收缩到产量的比例上。企业的剩余产品将通过“批发贸易”而销售。这意味着企业可以相对自主地决定它们可以生产什么和把它们的产品销售给谁。据估计，1990年批发贸易的份额达到了60％，此后比例更高。

随着定价的逐渐放开，仍然有某些商品的价格由中央控制，而其他产品的价格将根据合同设定。企业的主管获得了提高职工工资的权力，从而实现了工资和生产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企业就在法律上实现了“自筹经费”，从保留的收入中获得资金，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贷款。《国有企业法》规定劳工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委员会在决定工资、惩罚、工人培训方面起作用。此外，核心的管理者，包括企业经理，由职工选举产生，也由职工罢免。

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减轻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但它在一定时期内为进一步的放权作了准备。严格的中央控制将逐渐被一种把民主化的、分散化的计划和庞大的市场联系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所取代。然而，这种改革的方案产生了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没有创造出一种体制来协调新近独立自主的企业的行为。企业从服从中央绝对命令到对销售、购买、筹措资金具有相对自主权的转换，都需要为已适应遵循上面命令的管理者提供新的运作方式。但这些新的行为方式以及支持新的制度的更为分散化的体制，并不能迅速地、自动地产生。于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大企业自治的迅速转换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混乱。

第二，允许企业有更多的决定其收入分配的自由将潜在地产生经济的不平衡。企业的短视行为可能使企业在超出其消费品生产能力以外来提高企业的收入。而且，如果国家收入从投资转向职工工资和收益，这将破坏加快经济增长的计划。

第三，在旧的体制下，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获得财政收入以供给支出方面存在困难。中央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使它不管需要哪种税收都可以轻易地向企业征收。但是新企业的自主意味着政府现在将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种税收半自主实体的体制来获取收入，而且，从来就没有哪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旦引进，马上就能有效地征收到必需的税收。

消费市场的危机（1）

1988年至1989年，上面三个问题在苏联经济中开始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消费市场的危机。在那两年，苏联面临着仓库外漫长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商品配给、仓库中许多货物完全缺乏的悲惨情景。日渐加重的货物短缺对政治气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它由乐观主义变成了危机四伏。这使得主张采取更激进变革政策的鼓吹者更加容易拉拢人心。

如果人们从这些年家庭消费品的经济资料来看，则根本看不到危机的迹象。私人家庭消费品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有显著的增加——1988年增长了，1989年增长了。消费品短缺的恶化是如何与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增加一致的呢？

在那时，一些苏联官员谴责消费品被秘密的“改革的敌人”所转移。但是，这个解释显然是多余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增加时，家庭的货币收入却提高得更快。在可得到的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