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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他心中的变法思路，也有些与王安石暗合的地方，比如将赋税货币化，强化国家作为经济参与者的地位，以达到对整体财政的优化等。

但人言可畏，张居正也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赞许这位变法前辈。免得引火烧身。甚至在原本历史位面上，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变法时。便绝口不提变法，只说是“恢复祖宗旧法”，乃至于有人把他比作王安石时，张居正大为忌讳。恼羞成怒。

谁知今日严鸿这么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居然口中赞许王安石，这让张居正不禁心中暗生惺惺相惜之感。但他一震之后，旋即面色如常，不动声色问道：“纯臣，你说王荆公才略盖世，又是为了大宋朝廷与百姓变法，那么为何他的变法却落得怨声载道，还为后世青史所诟病呢？”

严鸿做惯推销员。察言观色的能耐自然在水准之上，张居正神色一变的瞬间，却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对王安石变法始末。实在不是很清楚，但就拿出前世考试做策论的能耐，所有的政务问题，无非是那么几条，当即侃侃而谈道：

“学生读书少，不懂什么道理。不过想来。王荆公的变法，意思虽然好。多半犯了几个错误。一是把他在宁波治理的经验，直接推广到全国，却未考虑到全国各地情形不同，不能一概套用；二是他制定了好的办法，但下面的人未必理解，推行的时候，中间很多地方执行不到位；三是变法，必然触动一部分当权者的利益，王荆公一厢情愿，恐怕未必能协调好这些人的利害，又没有事先准备好对付这些人的办法，所以遭到了阻力。而对老百姓而言，改革多数也是有利有弊，有的地方能得到好处，有的地方就要吃亏，而老百姓对吃亏总是更容易敏感，王荆公不曾做好宣传，不曾让老百姓真正体会到好处，那么有可能上下都反对他。此外还有班子问题，变法是一项大事，必须有强力的部属。这些人未必都要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但至少王荆公应该控制得住他们，才能让他们大部分气力用在推行变法上而不是谋取私利上。这一点，王荆公做的恐怕也不够好。最后还有一条，后世说王荆公变法不好，未必他就真的不好。这帮子文人，有几个真正懂得民间疾苦的？横竖不过是变法坏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就勾结起来给王荆公泼脏水的，怕也大有人在。当然，我不是说王荆公变法就一定白璧无瑕，但肯定也没有那帮人说的这样不堪。先生您也说了，王荆公在宁波做的就不错，至少让老百姓得到了好处的。一个变法能有部分措施让老百姓得到好处，却被后世骂得一无是处，这本身就说明这骂人的有问题。”

张居正听严鸿这般说，心中又是一震。此子见识，果真非同寻常！他赶紧又加上一句：“那么以你之见，王荆公的变法，要怎么样做便好？”

严鸿照旧是以不变应万变，按套路回答道：“学生才疏学浅，对王荆公变法本身所知也不甚多。但想来，道理总是一般的。其一，变法需要得到天家支持，若是天家对变法有所疑惑，那么咱们换个名目，强调当前弊端，使天家认识到好处，变也可以。其二，除了天家之外，对于朝中官员，乃至缙绅、百姓，皆要广泛宣传，使他们知道此事的好处。须知，既然变法有利于国朝，有利于多数人，便得让这多数人知道这好处，不然他们西里糊涂，就全为读书人蛊惑了。其三，针对此变法，应对参与的官员皆加强教化，建立一支足以驾驭，又有能耐的队伍。第四，针对变法须得有相应律法、规程，便于照章执行。若没有律法规程，便由得下面人乱来。第五，除了律法规程外，还要选派能员，协调各衙门事务，形成一套有效机制。第六，变法中有那新的技法，可以测试后推广，如新的水利之法，新的高产良种，新的兵器设计等等，这些法子生效立竿见影，可大长变法之声威。当然，一般而言，要弄新的技法，也需要拨些银子。第七，变法行使过程中，难免有些弊端漏洞，各级官员，恐怕他上下其手，或阳奉阴违，或暗中破坏。因此须得加强监督，确保变法落实。第八，变法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最初制定的新法也未必符合实情，因此整个过程中，在上位者要随时监督效果，发现不妥之处，不断改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不拒进言，才能真正成一富国利民之良法。”

严鸿侃侃而谈半天，张居正不禁击掌叫好。他听严鸿所说，虽然难免有些隔靴搔痒，乃至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言辞，但切中要点的却也不少。停了片刻，张居正朗声道：“纯臣，你有此见识，朝中千士之中，足可出类拔萃。他日若有机会，为师欲与你同携手，为天家，为国朝，为百万生民，做出一番事业，你可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