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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并且立即执行，血清被卖到制药厂，尸身被肢解后送入超市涌入市场经济的大潮。据说，一头奶牛可以日产30~80公斤鲜奶，如果以平均每天产奶50公斤、平均工作6年计，一头奶牛一生要为人类贡献109　500公斤（吨）鲜奶。更有甚者，牛被进化为从嘴里排气（相当于放屁），但却失去了随意放屁的权利。畜牧业发达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每年光征收牛的放屁税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相形于牛的悲惨生活，人类却从牛的痛苦中得到了自己的“高潮”。自从汉族人由吃稀粥改为喝牛奶，不仅身高有所增长，骨骼的密度也大大增强，比过去结实多了，跌倒了爬起来，不伤胳膊不断腿，完全跟蒙古人一样孔武有力。更有科学家研究表明，喝奶的人*比不喝奶的人要旺盛得多。由此推断，广大汉族人民自从奶牛的正当性生活被残忍剥夺后，自己的性生活却因此更加蓬勃，“性”趣盎然，高潮壮阔。其实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同样如此。人的进化是与对动物的奴役成正比的。特别是汉人为了自己能男耕女织，老婆孩子热炕头，愣是把所有原来奔放自由、健美骁勇的动物强行圈养驯化，先是女人为了摆脱自身的重体力劳动（如耕田等）强迫牛马猪羊成为自己的替代品，妇女的第一次解放就是建立在牲畜的第一次堕落（不再自由奔跑和随*配）的基础上的。后来男人又学女人样，把女人当猪狗一样地圈养和驯化，终于使女人依附于男人，同样剥夺她自由*的性自主权。所谓文明，其实不过是女人按自己的理想改造动物，和男人按女人方式把女人改造成动物的进化史。而妇女的所谓解放，最终取决于以奶牛为代表的广大哺乳类动物的性解放程度。

离开蒙牛时，心潮澎湃，顿悟：“志大奶足，牛在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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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抗日电影大陆、台湾版本之异同

以前我们熟悉的是大陆版本的抗日电影，最近在出国的飞机上我看了8部台湾拍摄的抗日电影，看完之后作了一个对比，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差异。

第一，题材上明显不同。大陆版本的抗日电影名字很边缘，比如《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李向阳》。而且反映的抗战多半是乡村的抗战，非城市正面抗战，比如《敌后武工队》。而台湾版本的抗日电影起名较宏观，比如《笕桥英烈传》（空军跟日本人激战）、《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还有《英烈千秋》（讲张自忠）、《梅花》、《香火》等，多半选取城市正面抗战题材。

第二，人物身份选取不同。大陆拍的全是穷人的抗战，比如乡下老百姓、穷人参加革命抗战，地主老财是汉奸。而台湾拍的全是富人的抗战，比如《梅花》，讲的是绅士、大乡绅的抗战，家里几代同堂，生活很好，很体面，小孩都在国外留学等等。而《笕桥英烈传》里的人物角色也全出生于有钱人家。国民党在大陆代表有产阶级的政权，价值体系对富人是正面的，对穷人是负面的。

第三，国恨、家仇的先后顺序不同。大陆抗战电影多半是国恨在前，家仇在后。但在台湾电影里顺序恰恰相反，往往家仇是一个故事的引子，而国恨是背景。比如《梅花》体现的是民族精神，但是它也是先家仇后国恨的逻辑关系。

第四，抗争的出发点不同。大陆版本反映抗战最主要是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对抗出发，多从正义、侵略等角度来阐释，而台湾版本更多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出发来阐述一种文化的抗争。比如《梅花》这部电影，梅花的精神百折不挠，喻示着中华文明不能被日本人打断；再比如《香火》，喻示着中华民族香火不能灭、不能断，而且要顽强地接续下去，这是一种文明、文化的抗争。

第五，对阶级和人性的处理不同。大陆抗战电影往往重阶级性、斗争性、反抗性，比如展现日本人的残酷性和中国人的斗争性。而台湾版本着力反映了很多在抗战过程中微妙复杂的人性。比如《梅花》里老大的父亲被日本人杀了，老大决定去从军，临行前他跪下来向母亲辞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我要参军”的台词，而是很简单地说了一句：孩儿不孝，长子不能保全家安全，所以我应该去从军。老太太站在台阶上送他，含着眼泪只说了一句“打赢了回来”。短短几句话，给人心灵留下的震撼很大，因为它体现出人性及中国文化方面的顽强。

比较之后我发现，把这两个版本合起来看应该更能反映抗战的事实，单看哪一方面都不够。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去看历史的另一面，看历史被遗忘的那一面，被歪曲的那一面，被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