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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政坛精英们颇为不同的是，明治时代的政治人物对维新诸措施应取的步骤与方向，基本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判断。极少有像李鸿章一样，陷入政坛各种派系之攻讦中，在维持大局的同时，还要自保。

日本同样有“开港论”与“攘夷论”的争论，当高杉晋作正在率奇兵队与四国联合舰队开战的时候，正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立刻返回长州，劝说高杉晋作停止盲目攘夷，“由于进行这样无把握的暴战，恐怕要有连续失败的后果，如果不迅速废除幕府，还政于朝廷，在谋求我国统一的同时，打破攘夷的谬见而执行开国的方针，则一定没有希望维持国家的前途。”

此时，李鸿章还在劝说更多的同僚接受洋务运动。

托马斯·麦格劳认为，在明治维新所有的变法措施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大规模向外国学习的努力。在明治时期的头10年里，日本加速引进西方的体制，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外国人来到日本，传授西式的组织、管理和生产方式。明治政府把开支的2％用于雇用外国专家。日本还花了大笔的钱，向欧洲和北美的大学派遣留学生。大批政府要人访问西方，从英国引入了邮政系统和海军建设，从法国引进了警察系统和司法系统，从美国引进了小学系统和国家银行系统，向德国效仿陆军的发展……日本人把他们素来具备的迅速吸收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

日本的NHK电视台在2005年制作了大型记录片《明治维新》，重新回头去解读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变化，一所明治维新时期的小学，一些明治维新时期的建筑，还有数万份来自民间普通百姓及上层精英提交的建白书（我们所言之建议书）。他们将明治维新的成功归结为四个原因，一是教育，二是模仿与创新，三是农民与税收，四是民意。

1884年，距甲午海战爆发还有10年，明治政府发表了10年经济发展计划，长达30卷，是世界上最早的国民经济综合发展计划之一。在这一年，清朝陷入中法战争之中，耗银3000万两，战胜而求和。

清国在这一刻已经成为日本的标靶，此后10年日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积蓄力量，他们要用战争来证明自己，旁边这个曾经的老大帝国是最好的练习目标。

丙　恭亲王与总理衙门（1）

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国家的要求被证明是与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对立的。……中兴政治家和后来紧步其后尘的最后一批极少数真正的中国守旧派的选择是中国遗产。……对于同治中兴的缔造者而言，对儒教社会本质作出的调整是必定会产生效果的，但调整却不是避免灭亡的可行选择，而是灭亡本身。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回到那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代，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同治中兴”的时期。

1860年，32岁的英国人巴夏礼志得意满地前往北京，他的身后是一支两万人的英法联军，他的身份是英国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

此时，距巴夏礼第一次进入中国已经过去了19年，当年那个穷困的英国小子，因为在澳门学会了中文，从此得以步步高升。他从未来过北京，但在那些描述京都繁华的书籍中，他不止一次地梦想过那个富丽堂皇之地。

当然，巴夏礼的想法几乎可以代表身后两万多英法联军，法国史学家弗勒里在描述英法联军的侵略之举时，似乎更愿意把此行视为一趟传奇之旅：“他们历时近半年，远行6000来法里，来到一个辽阔而神秘的帝国，大胆深入欧洲人从未涉足的地区。他们虽然遭遇到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处境，终于来到那仙境般流光溢彩的财富和珠宝面前，最后，伴着鼓乐声，步入拥有200余万臣民的天子之城——古老而神奇的、被历史赋予了无数梦想、幻想和幻景的北京！

战争似乎已接近尾声，因为清国的主政者面对大军压境时选择了和谈。

巴夏礼，这个英军专使的秘书，鬼使神差地成为了后来一系列事件的主角。1860年9月14日，清朝派出的谈判大臣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但三天之后，巴夏礼却提出英国使臣向清帝面交国书的要求。

在西方世界，这是通行的外交礼仪。但在中国的大臣们看来，这纯属无礼要求。这一事情的纠缠一度又演绎出“见面跪与不跪”的问题。相持不下之中，清朝大臣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擒贼必先擒王，咸丰皇帝亲自拍板，于是僧格林沁率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