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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我的能力和我所能收集或查询到的材料的范围之内，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使宋庆龄真实生动地出现在所有读这部书的人的面前。

现在简述一下我的写作原则。

读者将会发现，在本书中，凡是宋庆龄的直接引语，没有一句是不出于她的口或笔的。如果是推测或解释——有时有必要这样做——那末就说明是推测或解释。我认为在传记（不论如何通俗或非学术性）和历史小说或历史剧之间应该有明确的区别。历史小说或历史剧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形式，但那是一种不同的形式，允许有想像出来的谈话和情节，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些次要的人物，只要他们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就传记而言，除了作为儿童读物的故事书或者因为年代过于渺远而很少或全无原始资料，这样的作法是不容许的。

我称本书是一部通俗的传记，意思是说，我尽力避免使用学术性的写法和用词，并且避免在每一页上都是满满的注释，影响一般读者的阅读。对那些需要看这样的注释的人，所有的材料来源、参考资料和说明（除了早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之外）都在正文之后可以找到。有关她的史实，存在着一些空白点。很多材料已经散失或被毁了。当宋庆龄对我说，她会把她所有记得起来的事情全部提供给我时，我们都不知道给她留下的时间已经非常短促了。结果是，本来有些小问题她本人只须花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现在要用几个月的功夫进行研究，才能弄清楚；还有一些问题至今尚未弄清楚，另有一些问题很可能永远无法弄清楚了。除少数例外，凡关于她的官方档案或家庭（如宋氏在海外的姊妹兄弟的家庭）收藏的史料，我都未能见到。这增加了我的工作的难度，自然也增多了本书的缺点。在这方面，我还应该提到，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作传记，而七十岁以上显然已不是开始这样做的适当年纪了。

我希望本书对那些还不认识这位伟大女性的人能有助于增进对她、对她的时代、对她的国家和人民的了解和理解。我也希望本书能有助于为更多更好的介绍宋庆龄的著作的出现修筑道路——这样的著作是一定会出现的，不仅在我们这一代人、并且在未来的许多代人中间。如果本书对于有人想要抛出一些有关宋庆龄的不负责任的或怀有恶意的东西起一点阻碍的作用，那当然也是再好不过的了。

在过去几年收集材料的过程中，许多机构和人士给了慷慨的帮助。我衷心地感谢所有这些机构和人士，但为了不使这篇序言长得过分，我不能在这里—一指名道谢。但在注释中，所有来源都是作了具体说明的。

我必须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机构有：北京的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和宋庆龄故居；上海的中国福利会，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会，上海市档案馆；广州市文化局；孙中山原籍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纪念馆；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宋庆龄基金会。

在日本方面，我要衷心感谢宋庆龄日本基金会及该会常务理事和事务局长、长期潜心研究宋庆龄的学者久保田博子夫人（她也是本书日本版的译者）；感谢孙中山的忠实朋友宫崎寅藏和梅屋在吉的后人宫崎艹路艹冬和宫崎千代以及小坂哲郎和小坂珠访子（主和子）他们家庭收藏的有关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信件和其他史料十分丰富，极有帮助。这些珍贵资料历经这个世纪中频仍的战乱而仍被细心地——并且奇迹似地保存下来，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日中两国人民之间忠诚持久的友谊的证明。

在美国方面，我要衷心感谢已故的马克斯·格兰尼奇（并承伯莎·陶布协助），提供了在一个长时期内宋庆龄的信件；纽约市立大学思派亚学院A·汤姆·格隆菲尔德教授，主动地从他的研究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寻找和复印很有价值的材料给我；西乔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为我增添了宋庆龄在梅肯市上大学时期的史料；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使我得以了解一些史迪威将军家庭的情况并利用收藏在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史迪威日记。

在中国，我曾访问过许多人，其中有：已故的廖梦醒，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保卫中国同盟的老同事；张彦，他是《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社前第一副总编辑，让我分享了他访问宋庆龄母校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成果；傅伍仪和张爱荣，她们也曾由宋庆龄基金会派赴美国访问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已故的章克，告诉我他在1927—1929年同宋庆龄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一起工作时的宝贵的回忆（还有中国红十字会的顾锦心，她告诉我关于章克的一些事）。另外就恕不一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