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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要求钱恂此中帮忙做工作。他还同时发电张之洞：

“前电言改名出报，似非奏明不可。钧意若何？候电示遵行。康。覃。”

“前电”似指六月十一日汪康年之电，要求张之洞设法上奏，请光绪帝旨准。六月十七日（8月4日），汪康年再发电武昌：

“谏电敬悉。报从七月朔起遵即改名《时事新报》，并请节庵为总理，声明报首。《农报》事，容会商再复。敬诒极愿相助，必留。康。霰。”

第58节，

“谏电”指武昌方面六月十六日的复电，但由于档案保管等因，我在“张之洞档案”中，尚未找到该电及武昌方面此期的其他回电；而时在武昌的叶澜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却透露出张之洞及其幕中的内情。叶澜在六月十六日（8月3日）的信中写道：

“昨日由念劬交来密电，已照译送梁。弟又亲至星海处打探。星海目疾未愈，晤社耆云：星海以前次兄请其为总理，后又不说起，心颇不悦。此番笑兄急来抱佛脚云，欲其为总理，尚须斟酌。惟社兄言其心中未始不愿帮兄，而社特不好进言。故弟又至念劬处，恳其至星海家竭力劝驾。念劬已经允许。又据念云：兄前日电请帅出奏，帅以馆在上海，不涉两湖之事，恐难越俎代庖。惟兄所言将报改名《时务杂志》，捐款一概清出。帅意甚以为然，云：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而馆中经费由绅商乐捐，毫无官款，犹之电报、招商等局不能入公家也。且官报开办另有经费，此种捐款概出绅商，虽有上谕，断无强之捐入官报之理。特飞告兄知。”

由此可见，汪康年六月十三日给钱恂之电，钱将之交梁鼎芬，并劝梁出面向张之洞进言。张之洞对汪求其“出奏”即上专折一事，未能同意；但同意汪的“改名”方案，称“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并称捐款“不能入公家”。此中提到的汪康年前次请梁鼎芬为《时务报》总理一事，很可能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即黄遵宪发电驱汪之时，张之洞六月初十日电稿中删去的“从前屡谏，未蒙采纳”字样，也可能即指此事；然汪恐梁夺其权，后不再提起。由此又可见，梁对汪虽有意气，但为了共同对付康有为，梁仍同意出山。

除对上海的汪康年进行部署外，张之洞另向京师打探消息，于六月十七日发电其子张权：

“急。京。张君立：宋伯鲁请将《时务报》改官报折及孙燮相请派康办折，大意如何？馆中款项须归康否？言明汪康年办理不善否？速摘要电告。即复。壶。洽。”

他要求将宋伯鲁、孙家鼐奏折摘要电告，以便其下一步的行动。第二天，六月十八日，张之洞再电张权，问道：“康肯出京否？”

时在北京的康有为，奉到六月初八日光绪帝谕旨，最初也准备去上海。六月十二日（7月30日），康有为发电汪康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与此同时，他还发给汪一信，称言：

“昨日忽奉上谕，命弟督办报事，实出意外。殆由大臣相爱，虑其喜事太甚，故使之居外，以敛其气报事本足下与公度、卓如承强学而起。弟连年在粤，一无所助，馆中诸事仍望足下相助为理，凡百皆拟仍旧。前经电达，想已洞鉴闻卓如与足下曾小有意见，然我辈同舟共济，想足下必不因此而芥蒂也。顷因进呈书籍尚未告成，须十日外乃可成行，或先奏派一、二人出沪商办”

以此信中的“十日外乃可成行”为计，康有为将于六月下旬到达上海；信中“先奏派一、二人出沪”，康派出的接办人员是狄葆贤。狄到达上海后，于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给汪康年一信：

“顷接康先生电，想电局于尊处已分送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伏乞详示，以便遵办，恭候回音。”

同在北京的汪大燮也听到康欲离京的消息，于六月十一日写信告汪康年：“闻康二十边（便）动身赴申”。

而上海这一边的情况进展，可见之于汪康年电报。他于六月十八日（8月5日）发电武昌：

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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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洽电敬悉。奏折早电京，昨又发急电，尚未得复。康何日出京，未详。日前来电，系敷衍语。康。巧。”

“洽电”，指六月十七日之武昌复电。比照张之洞六月十七、八日给张权的电报内容，此电中的“奏折”似指宋伯鲁、孙家鼐奏折，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