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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而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是消费。消费取决于国民的消费能力，而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让国民先富起来，使他们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这就会带动经济更快增长。经济发展了，GDP增加了，国防力量加强了，国家自然就有了“硬实力”。同时，国民的收入增加了，教育水平提高了，文明程度提高了，国家也有了更强的“软实力”。

国家的强大离不开国民的富足。历史上那些貌似强大而国民穷苦的国家都不是真正的强国。苏联当年军事、空间科技水平足以和美国抗衡，似乎强大得很。但它把资源都用于强国，国民极为贫困，生活水平低下，最后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瓦解了。从现在来看，当年苏联的强，仅仅是纸老虎的外强中干，民穷就没有真正的国强。古罗马、奥匈帝国，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康乾盛世，都不可一世地强大过，但今天哪还有一丝痕迹？以富民而强盛者才有长治久安，以民穷而强盛者，只有瞬间的辉煌。

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但统治者往往当事者迷。长期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所以统治者强国的欲望就特别旺盛。但他们并不了解，国家弱小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穷困。所以，他们的强国手段无非是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与强国直接相关的事业（如军事工业或重工业），或者用税收等方法把国民收入更大的部分控制在政府手中。发展经济中“先生产，后生活”在现实中往往变成了“只生产，不生活”。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观点：“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最终引起消费不足从而制约了生产的发展。历代的统治者只有强国梦，而没有富民梦，这就使强国始终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梦。

我们现在遇到的经济困难也在于重强国，而轻富民。如何使国民的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好在中央已推出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如到2020年使农民实际收入翻一番，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新的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标准等等。当这些政策真正见效时，我们就可以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了。

罪不在市场

一场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搅动了思想界一潭风平浪静的水。据媒体报道，西方世界再次兴起《资本论》热，似乎又一次敲起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美国人在渴望社会主义。这种宣传即使不是无中生有，至少也是夸大其词。但在危机中，各国都求助于国家干预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场危机真是市场引起的祸水吗？我们先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看起。

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起源不是市场调节，而是政府干预。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经济繁荣最长的时期。如果只是由市场来调节，繁荣之后必有衰退，进入21世纪经济就该放缓了。然而，为了维持经济的繁荣，美联储在2002—2004年间实行低利率。这就刺激了房地产泡沫，房价上升、房子盖多了，出售成了问题。于是房地产商就想到那些没房的穷人。按正常的房贷条件，这些人没有资格和实力。他们只好放松房贷条件，让穷人贷款买房。这些人就是次贷者。次贷者进入房地产市场，使泡沫更大。房地产市场一派繁荣。这些次贷又被证券化，变为证券进入金融市场。由于房地产热，这些证券也热销。由此可以看出，发生危机前的房地产热和相关证券热并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引起的。

2004年之后，美国政府也看到了这种泡沫的危险，为了消除流动性过剩，抑制资产价格的膨胀，美联储又连续十几次提高利率。房地产泡沫被捅破，价格下跌。次贷者无力偿还债务，次贷危机在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可见引发这场危机的仍然是政府的政策。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引发经济成与败的“萧何”不是市场，而是政府。

完全市场经济下也会有危机。自从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后，危机就每隔数年发生一次。过去我们把这种危机看成“瘟疫”，是绝对的坏事。现在看来，这种危机是完全正常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经济也不会一直持续增长。经济有了危机表明需要进行某种调整。在市场经济下，经济问题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强制实行调整。所以，每次危机的结果不是市场经济的终结，而是使市场经济发展得更健康。

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太严重了，被称为“大萧条”或者“大恐慌”，于是出现了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本来过分严重的危机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由政府用政策缓解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这却使人们迷信于国家干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