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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一仍其旧，不能因畏祸而缩手。因为“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则天下事一无可为”。

另一面是，万历觉得有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首辅压在头上，终究是束缚太多，甚至有时还会令自己陷入大尴尬。他暗自祈望能早日自由，所以难免“愤结之日久矣”（于慎行语）。

后世史家在评价张居正时，都喜欢引用海瑞所说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语（《国榷》卷七一），这甚至已成为一般大众的共识。

以草民我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

张居正何尝不知谋身的重要？能跟别人提起霍光、宇文护故事，这就是严嵩、徐阶一辈绝不具备的大透彻。

但张居正自认所做的一切，无论赏罚功罪，都是奉天而行的，因而“虽有谤言，何足畏哉”！

在他与万历有了微妙的裂痕时，他完全知道“破家沉族”的风险是存在的，但仍在执政的最后一年里，以空前的力度，在全国推行了新政中最重要的措施“一条鞭法”。

他很清楚，既然迫于李太后的信任，仕途荆棘不可避开，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使后世的人对他能有一个公允的评价，即——要为天下苍生多积一点德！

一头是社稷，一头是百姓，这是必须要对得起的。

两件事，其实就是一件事。

——要为人民谋幸福！

他做到了。

他以铁腕手段惩治那些贪污挪用的钱粮官员，规定一律用锦衣卫120斤大枷，于户部门口带枷示众两个月，然后遣送戍所。

他以严刑峻法对付各地阻挠平均赋税的不法富户，声称“为民除害，宜如鹰鹯之逐鸟雀（《左传》语），又何畏哉”！

他厉行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致太仓粟可支10年，国库存银近800万两，又免除隆庆元年以来各省百姓积欠赋税100余万两。史称自正德嘉靖以来，“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明代史家谈迁说：江陵志在富强，力振其弊，务责实效；一时中外凛凛，不敢以虚数支塞。

清代史家夏燮说：张居正有经纶之才，使天下晏然如覆盂；是时帑藏充裕，国最完富，纲纪修明，海内殷阜。

这是公允之论，亦是世世代代的人心！

百代生民，劳劳碌碌，盼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

——“天下晏然如覆盂”。

岂有他哉，岂有他哉啊！

十五、黄钟大吕戛然而止

【他走后寒风狂卷落叶】

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他的手里操持；万千生民的命运，在他的手里发生改变。

文渊阁里那些线条流畅的桌椅，都透着一股沉静的气息。在这个房间里，治国，是一件繁琐的工作，并非只是百僚之上的荣耀。

少年狂想，是一回事；案牍劳顿，又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的日常生活中，少有文人曲水流觞的快意，多的是军国大事的沉重。

他不须大言以博喝彩，近10年来，他只是如牛负重。

长期的劳神竭虑，压垮了他的身体。万历九年入夏以来，他觉得精神委顿，睡眠与食欲也都不佳。一连数月，不得安宁。到七月，他终于挺不住了，病倒在家不能办公。

万历马上派了四员御医前去诊疗。张居正在上疏谢恩时，趁机提出了请长假的要求。据他自述，自己的病是“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感暑热，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患病谢医并乞假调理疏》）。

万历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让他一面疗养，一面在家处理公务。几次派文书官前去探视，带了不少赏赐去。

到八月中，慢慢痊愈了。君臣一个月未见，两人都很高兴，马上谈起了具体的事务。万历和张居正都没有想到，这样的状况，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张居正十二年考满，万历对他大加褒奖。加上柱国、太傅等勋荫，就是在这一次。

转过年，万历十年的二月，张居正再次病倒。他的所谓“热病”，其实就是痔疮，常年伏案的人，这是个易得的病。

据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是因为房事精力不足，每天吃“房中药”，药引发燥火，又服用寒剂下火，结果生成痔疮。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持这一说，说是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京官们不知内里，以为时髦，竟然纷纷效仿，大冬天都光着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