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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摩纳哥全会前两三年或国家解体或社会改制，不少委员受意识形态影响，而选择了悉尼。第三轮表决后，我们都不会怀疑，曼彻斯特的11票会主要流向悉尼，因为这11票主要是英联邦国家的委员。

北京以两票之差未能获得承办2000千禧之年奥运会的权利，当时许多同志都在问，到底是谁没投北京的票？在我们回到北京后，更有许多关心申办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有朋友在问我，是不是萨马兰奇在关键时候没投中国的票？是不是朝鲜委员？是不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委员？等等，猜测纷纭。

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谁投了北京的票，谁没有投北京的票，因为现场表决是秘密投票，不署名，除非有国际奥委会公布原始档案。对国际奥委会委员个人的投票取向分析，只能建立在长期共事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对我们与委员接触不深或根本未接触的不宜胡乱猜测、轻信流言、妄加评论。

因为社会上猜测和怀疑较多的几个人，如萨马兰奇、朝鲜的金俞顺委员和中国台北的吴经国委员等人又确实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同志（时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认为最坚决支持我们申办的委员。他的夫人、人民日报高级驻外记者梁丽娟老师在她的著作《何振梁五环之路》中曾澄清这个问题。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根本不参加投票，就他的本意来说是希望北京能赢。对中国台北委员吴经国先生和朝鲜金俞顺委员，梁丽娟老师在书中写道：“中国台北的吴经国先生与何振梁有多次接触。这时澳大利亚也积极争取吴经国，甚至以要求吴经国支持为条件来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商谈我国台湾地区的航班直飞澳大利亚问题。据吴经国事后告诉何振梁，去摩纳哥前，他的父母交代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在投票时，与坐在相邻的哥伦比亚委员门多萨相互展示自己纸条上写的‘北京’。后来我国台湾地区当局确实派人传话，要他不要支持北京，他没有那样做。会后台湾有人说吴经国没有投北京的票，从他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处境出发的，他未否认或证实，而是强调投票是秘密的。他对何振梁说，如果有一天国际奥委会的档案公开，可以证明自己是投了北京的票。在北京下次申办时，他将不顾其他，在一开始就宣布自己支持北京。”后来，在北京第二次申办时，吴经国先生果然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公开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并多方帮助我们做工作，封堵住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流言蜚语。

对朝鲜金俞顺委员，何振梁同志认为：“本来他已经离开体育岗位，不再担任本国奥委会主席而出任朝鲜驻罗马尼亚大使，一般已不参加奥林匹克的活动。但是为了支持北京申办，他的国家支持他去摩纳哥投北京的票。”直到2006年11月；早已离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岗位的伍绍祖同志面对此问题不得不再次通过中央电视台站出来说明：“朝鲜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金俞顺同志曾经是金日成主席的警卫员，我与他私交很好，我了解他，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肯定投了我们的票。”伍绍祖、何振梁这些体育界的老领导、奥林匹克专家与相关委员十分熟识，他们或长年共事或交往甚密，相互了解。他们通过媒体和书刊的澄清，应是可信的。

至于说，人们的期望值与表决结果的反差之大令人难以接受，应归结于宣传的影响和我们的期望值过高。因为不管是我们代表团在一线做委员工作的同志们，还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同志都认为北京和悉尼是伯仲难分，旗鼓相当，胜负在一两票之间。但是当时宣传掌控不当，媒体对内炒作过热。一位领导批评说：“外宣找不到切入点，跟不上去。内宣一直过热，冷不下来。”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志在必胜、战则必胜”只能赢不能输的局面。造成了过高的期望值和错误的心理导向。以至于一旦申办不成，就下不来台，绕不过弯来。我们的许多同志就要找外部原因，而不是寻找我们综合实力的差距和工作中的不足。

北京是否申办2004年奥运会（1）

9月24日，即国际奥委会蒙特卡洛全会表决的第二天上午，代表团团部在摩纳哥召开了内部总结会。有关领导发言后，李岚清副总理对“101战役”的结果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这次我们能得到43票，虽然以两票之差失去了承办奥运会的机会，但这已经反映出了中国的影响。通过这次申办，我们也看到了不足，经济实力还差，文明素质也有差距。”李岚清同志从综合实力的差距上点出了未能申办成功的症结，并暗喻我们工作中的不足。由于李岚清同志要于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