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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杨村桥头与北京市张百发副市长等会合，一起考察了一条长3000米的宽阔水域。这是一条人工水渠，当地领导承诺，可免费征地。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此地交通便利，水源有保障，是个好选择，但由于地处天津界内，成了难点。中午，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和副市长姚峻同志与我们一行会见，他们希望能安排部分亚运会项目到天津比赛。但北京市领导同志考虑到竞赛的整体性还是否决了亚运会赛艇、皮划艇在京外举办的建议。

经反复比较，组委会最后还是把亚运会赛艇、皮划艇比赛放到了平谷金海湖。但比赛用水却让各级领导担了不少心。好在百发同志亲自过问，最终确保了金海湖的水域符合国际规定，比赛获得了圆满成功。

根据亚赛联的规定，举办亚运会的协会将负责自本届亚运会到下届亚运会四年间的亚赛联领导机构的工作。经国家体委批准，我作为亚赛联副主席主持了在比赛期间举行的亚赛联代表大会，改选了领导机构并通过了创立亚洲青年赛艇锦标赛的提案。尽管何振梁同志当时忙于亚奥理事会等重大事宜不能脱身，没有参加亚赛联大会，但当我介绍中国赛协关于推荐何振梁同志为亚赛联新任主席，我为亚赛联新任秘书长的建议后，还是受到大会的一致鼓掌通过。稍晚些时候，国际赛艇联合会经与亚赛联主席和执委会协商，决定推荐我为国际赛联理事、亚洲代表，得到了国家体委的批准。

亚运会赛艇、皮划艇场地作为距北京市区最远，且风景最美的比赛场地，吸引了不少观众。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和海军多名将军亲临观战，为我运动员鼓劲。最终我皮划艇运动员夺得了13个竞赛项目的10枚金牌，我赛艇运动员则再次囊括所有金牌。

对我来说，能抽两天时间去金海湖参加亚赛联会议，并观看比赛，可谓忙里偷闲。但却苦了在亚运村内坚持工作的袁斌、曹革和朱丹等同志。

为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服务的500多名联络员在开幕式后就分散到了各个竞赛场馆和相关活动中去。我们四个人则感觉比开幕前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前三天村里还召开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例会”，但问题明显减少。后来例会举行的次数也日渐稀疏，说明运动会已走上正轨。

为了让更多的亚洲朋友了解北京、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我们还组织了三次登长城的活动。参加登长城的运动员、官员达1500人，我们请负责阿联酋代表团的邹积军同志抓总，与亚运会礼宾处的金志同志和我们的两个年轻人曹革、朱丹一起组织了50多辆大轿车，顺利完成了这个较大规模的活动。为了增强亚洲各国代表团领导之间的友谊，我们还配合组委会其他部门组织了名人高尔夫、钓鱼和网球比赛，并组织了400多名运动员去北海参观了中国传统的灯展。亚运会期间正值国庆、中秋两节，我们安排各国团长和部分官员参加了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和北京电视台10月2日晚在香山举行的中秋文艺晚会。

1990年10月6日，亚运会比赛全部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以史无前例的183枚金牌独占鳌头。

经过初期的忙乱到步入正轨再到后期的成功与喜悦，经过六十个日日夜夜的奋战，1990年10月7日，我们终于迎来了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的闭幕式。

当亚运会的会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缓缓降下时，在主席台边上的看台上有人撑起一幅大字横幅“亚运成功，众盼奥运”，这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迈出申奥第一步（1）

其实早在1979年2月，在国际奥委会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之前，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我们要适时举办奥运会的问题。当时我们正埋头研究解决我们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最佳途径。据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先生时，渡边先生询问小平同志，中国是否会参加或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小平同志明确答复他，在国际奥委会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后，中国不但要参加奥运会，而且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义务。后经有关同志证实；小平同志确有此话。我们当时十分兴奋，深受鼓舞，后来终于在这一年年底促成了解决我国台湾地区参赛问题的“奥运模式”——名古屋决议，为中国参加和举办奥运会打开了大门。

10年后，邓小平同志仍没有忘记他向日本友人的承诺。1990年7月3日，伍绍祖主任等国家体委领导和北京市领导在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新建成的亚运会场馆时，小平同志问陪同他参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