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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寇松勋爵写道：“无法再维持这一高昂的开销了。”时任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立即接受了这一论断，他认识到，“中东的一切政策都要让位于削减开支”。

野心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会带来灾难，而高级外交官们的顽固则加剧了这一危险。例如，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在波斯人面前颐指气使，被鄙视为“狡猾的臭畜生”。同时，英国驻巴格达的代表“为了扩建英国大使馆的花园”，把周围的房子拆了。一位观察家讽刺道：“这无疑会让这栋原本就美丽无比的住宅更加辉煌，但是在伊拉克人中却不太受欢迎。”这些都显示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该地区的今天和未来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当地的统治权是由伦敦的决策者恩赐的，他们几乎不会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而是会优先关注英国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仅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就直接或间接地操纵了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三国统治者的更替，同时还插手了埃及在1922年独立后的国王称号问题。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径将使问题更加恶化。格特鲁德？贝尔早在1919年就曾正确地预测：近东正在变成“一团可怕的乱麻”，这种情形就像是“一场噩梦，你在其中可以预见到所有将要发生的恐怖事情，但是却无力伸手阻止”。英国人正在玩一项危险的游戏：选择支持谁，以及在何时何地插手。

从黎凡特一直向东，充斥着失信的诺言和失望的人群。支持、帮助和保护当地人利益的承诺，最终都成了对英国商业和战略利益的促进和保护。哪怕这意味着需要沿着人为的新边界线重新分割土地，或者放弃诸如生活在伊拉克的亚述基督徒这样的人群——这些基督徒在中东被瓜分完后，发现只有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脆弱境地。

这对伊拉克来说是一场灾难。随着当地权贵获得了以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大片土地（作为他们支持英国的报答），一种新型的封建主义开始生根发芽：它减少了社会流动性，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并且使得农村人口在丧失了他们的土地权利和生存方式后爆发了强烈的不满。在伊拉克东部的库特（Kut）省，有两个家族在30年间就占有了超过50万英亩的土地。在波斯也是如此，通过石油收入累积起来的大笔财富都集中在国王及其亲信手中。因此完全可以认为，正是英国政府作为英波石油公司的大股东（这在20年代为前者带来了将近一半的财政收入）这一事实，促成了坚定的反英情结以及高涨的民族主义。

这同样也是一个新时代的信号，整个帝国内部都出现了不可阻挡的反对殖民主义的势头。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拉合尔的分部发表了《印度独立宣言》（Purna　Swaraj）。该宣言写道：“印度的英国政府不仅剥夺了印度人民的自由，而且将他们的统治建立在了对大众的剥削上。”印度已经被破坏得千疮百孔，“必须立即脱离英国……实现彻底的独立”。“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时刻到了。

这杯由觉醒、厌恶和剥夺权利混合而成的鸡尾酒将不可避免地流向其他地方。不过，让中东当地人愈发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意识到难以把控油田的利润。拥有特许权的西方石油公司在支付授权费时显得相当狡猾而且富有创造力。同当代的一些做法类似，这些企业组建了一个由子公司构成的网络，其目的是通过内部借贷造成亏损，以削减甚至完全抵消掉运营公司的账面利润，最终减少根据特许权协议应付的授权费。这已成了这些公司的惯用伎俩。当地报纸愤怒地说道：“那些获得准许开采波斯石油的外国人通过非法和不必要的关税免除故意压榨我国的财政收入。”不过至少波斯的情况不像它的邻国伊拉克那样糟糕，后者除了名义之外，几乎就是个殖民地。

为了试图安抚当地不断高涨的愤怒情绪，英波石油公司的董事们展开了魅力攻势：他们许诺了一大堆新的好处，从提供受教育机会到帮助升级铁路，以及考虑支付更多的授权费。然而对于自己的政府无法持有该公司的股份，波斯的上层人士依然十分不满。一位观察者记录道：“波斯人觉得，他们无法从这个以波斯石油为基础的行业中分享成果”，他们坚持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任何经济上的回报都不能消除这种被疏离的感觉”。英波石油公司董事长、温文尔雅的约翰？卡德曼爵士（Sir　John　Cadman）力劝波斯人要冷静；他向谈判桌另一边的人建议，媒体不该制造出错误的印象，说该公司不是一家公平公正的企业，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波斯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