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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东、王凤——这两个该杀一万次的混蛋——只是崇祯年间诸多的矿监税使之一。可以这样讲，在矿监税使横行明朝天下的时候，这两人不过是两个写照而已。

崇祯皇帝为什么要对这些混蛋这样偏袒，有一个事实是，他不出宫，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到底作恶到什么程度，另外，有一件事是这些混蛋被偏袒的直接原因。在张居正当国之时，明朝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但在崇祯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有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进账。崇祯皇帝如何不偏袒这些人？这些人简直就是理财专家啊！

从万历二十四年矿监税使横行天下后，有识之大臣就没有歇息过。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希望皇上积点德，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但万历不给，并不是他固执，而是他觉得现实情况并不是大臣们所说的那样。这些大臣，特别是言官们喜欢把芝麻说成是西瓜，他早有领教。在矿税问题上，他也作如是想。

那么事实是什么样的呢？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胡东和王凤外，还有更多的混蛋在为祸人间。比如陈增在山东，严厉主张手下人要作恶。他曾称奉密旨搜金宝，诬陷大商巨室藏违禁物，山东所有商人都倒霉，命好一点的倾家荡产，命不好的就被杀掉了。

税使马堂一到天津就招集当地流氓数百人，大白天就敢在街上夺人钱财，若有人反抗，就抓起来投进监狱。他大肆鼓励富户人家的仆人告主人，并且答应，如果抄家成功，告状仆人可得到被抄家产的百分之三。试想，哪一个富人没有一点事情？

随着大户人家的连连被抄，小户人家也纳入了他的视线。整个天津破产者达到了一半，引起了民变。百姓们将马堂的办公室焚烧，并打死了他手下的流氓三十七人。他因为有后来官兵的保护得以幸免。去陕西征税的梁永对历史大概有所了解，认为陕西之地多是历朝皇帝坟墓之所，所以就挖地百尺，得数万家资。他吩咐手下人，见到比较富裕的人，就给我抢。陕西人大怒，想要活埋他。他这才请求崇祯皇帝将其召回。

云南税使杨荣更是混账得天下无二，惹得百姓们在倾家荡产之后只想把他捉住活剥了。杨荣的命似乎没有那几个混蛋好，百姓们焚烧了税厂，杀了他的手下后，他不但不慌，反而捉了数千人，活活给打死了。当地官员第一次和百姓站到了一条战线上，指挥使贺世勋率冤民万人烧了他的房子，捉住他，捅了他几刀，也不知道是生是死，就投进火里。崇祯皇帝知道后，忧郁万分，几天不思茶饭。

福建税使高寀在福建肆毒十余年，百姓们几乎想死都不能，就在准备要杀他的时候，他却逃回了京城。苏杭税使孙隆也很聪明，在激起民变后，急忙逃出了杭州。

让人奇怪的是，这些人本来是去各地当税使的，但他们却另外开拓了各种来钱的行当，比如光明正大的抢劫、敲诈勒索，挖别人的祖坟。他们这样一做，和强盗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整个社会一片混乱，人心惶惶。确切地说，由于崇祯皇帝的对言官的不信任和对矿税的不断头使得整个大明局势已无法控制，也很少有人再来控制了。后来修明史的人说明之亡实亡于思宗就在此。

这大概就是许多大臣痛心疾首的缘故，所以，请求把这群百姓的祸害罢黜就成了诸多大臣在那些年坚持不懈的一件重大事情。

他们就像是一群蝗虫，所在之地、所过之处一片荒芜。整个大明江山的凋敝使得不是瞎子的大臣们开始连连上疏请求皇帝废除矿监税使。

崇祯皇帝对女色倒并不怎么喜爱，至少比万历皇帝在这方面好得多了，可治国并不是治家，一个从来不到民间游历，不了解民情的皇帝，被大臣们的‘水分’奏折蒙蔽了双眼的皇帝，被言官们吓怕了的皇帝，他的命令得不到执行的皇帝，还能坐稳江山么？

自己朱家的祖坟，也被张献忠给掘了，尽管崇祯皇帝几下罪已诏，可是大明江山的危亡，只是旦夕之事而已。

穿越而来的袁承志，恰恰对这些明末的社会情况，了解至深，他训练了自己的无敌之师，制造了最先进的武器，既然来到了京城，自然要做些什么，帮助大明恢复江山的事情，他当然不会去做，做些什么呢？

高高地院墙，朱红大门，门边站着两排十个家人（士兵）大门上边一块大大的匾，上书两个大字：袁府。

袁承志的马车，停在了门前，江洋领着袁承志三人，进入府中，袁承志顿时惊讶了一把，虽然知道自己的钱多，多到了自己也数不大清楚的地步，可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