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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公平、多元、人本、宪政；及对权利的保护和对权力的限制。只不过；他的眼中已经能够容下沙子；他把丑恶理解为太阳的黑子——那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每次与章敬平的交谈中；他都会提到一个自创的词：世俗智慧；现在他又从已故的佛学大师赵朴初那里学到了一个新词：圆融无碍。老实讲；从世俗智慧到圆融无碍；我认为是章敬平的一个精神退步；因为世俗智慧讲究的是为人处世的坚韧与柔韧；而圆融无碍；在我看来；则容易被放大为价值观上的左右逢源。

儒家讲究的是礼治；佛家讲究的是慈悲为怀；但正如春秋时期最尊崇周礼的徐国灭亡得最快一样；我们身处的不是大同社会或者人间佛国；相反；却是遵循*裸丛林法则的利益吃人的社会。一个人愿意克己复礼或者以身饲虎是他的美德；但面对权贵资本化恶疾已显的当今中国社会；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却在倡导圆融无碍地看待分明的黑白；则有似倡导掩耳盗铃；无异于给攫财大亨掠夺之手开方便之门。

自1984年中国启动城市改革以来；“阵痛”二字便成了丑恶头上的遮阳伞；只是20年了；阵痛之阵不见终期；痛楚却越来越大。在《向上的痛》一书中；章敬平刻画了中国的两副面孔；一个是GDP高速增长的欣欣向荣的中国；一个是弱势群体在繁荣的悖论中痛苦挣扎的面孔。在《拐点》一书中；他宣称；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2000年以来的中国转型之痛；到2003年年底；已呈现出一条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清晰的时代曲线。必须承认；我们这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没有切身感受到被损害和被侮辱；但不代表另一些人；包括最沉默的农民和最有纪律性的产业工人；没有被损害和被侮辱；更多的人能够吃得起肉；不意味着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敌意和怨恨足以消除。我们今天都意识到；自我资源资本化式的发展道路和惟生产力的GDP决定论；是对未来的透支和对下一代的代际剥削；那么；“向上”等于“向好”吗？做过股票的人都知道；拐点之后的下跌往往更为惨烈。

这已经有些危言耸听了。但在我看来；体制外知识分子的本分就是提出问题；或者说是“永恒的批判态度”；作为幕僚和学而优则仕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最大价值则是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对媒体和体制外知识界来说；批判性更重要；对体制内知识分子来说；建设性更重要；两者缺一不可——甚至可以说；在出现“非繁荣”发展的时期；只有保持持续的批判；才能促使最终的制度建构能够走上务实、平稳和明智的“建设性”道路。这两个群体的不断互动；才可能保证政策在权衡中寻找到最不坏的次优选择；并尽可能兼顾更多人的利益；使中国改革的每一步都能够产生正和效应。而要达到这一点；现在远未到欢呼的时候。

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您反对我的观点；请您去看《拐点》一书；那里系统补充了我过于强调批判性的偏颇；如果您赞同我的观点；也请您去看《拐点》；因为必须看到光明；批判者才有勇气和希望继续前行。（商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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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沧海一声屁

21世纪的最初十年，即将弹指而去。纠结于昨日和今日的中国，正在憧憬明天。

所有形容中国昨日、今日和明日的语辞，都将留下无休无止的争论，外国人争论，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争论。尽管中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本身就是昨日中国和今日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任何妄图定义中国的尝试，都让我们感到惶恐和焦虑，犹如考场中拿着考卷盯着考题内心茫然无从下笔的考生。一旦考场铃声响起——交卷的时刻迫在眉睫，我们只得硬着头皮说：我们生于一个光明和黑暗胶着的时代，我们生活其中的国家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我相信，这样的答案是不能蒙混过关的。可是，谁又能够给出清晰的定义呢？谁能告诉我昨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今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明日的中国又将是什么样子？谁又能用三两个形容词，评论即将过去的21世纪的最初十年？

说不清楚就不妄言。我且将过去数年评论中国的若干文字整合于此，它们有时候评论的是一个人；但它们更多的时候评论的是一件事，比如一个贪官的倒下，一部影视剧的争议，一份法律文件的问世。

这些一事一议的评论，是我作为媒体评论员发出的声音，它们有时候代表一个报刊的立场，有时候是我对21世纪最初十年中国某个角落某件事某个人的看法。我不是拥有真理的圣者，我也不是大言欺世的骗子，我的看法，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