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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动是这半年多的生活给予作品的一些颜色，是好是坏，还是那句——我不知道。有人爱黑，有人爱白；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而决定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老舍这些话是有“弦外之音”的。他看得很清楚：民族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是越来越残酷了。他对于社会现实观察得越精细、深刻，他的忧愤的感情也就越深沉，越不能解脱。当然，挚友白涤洲的死，对于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曾经写了《哭白涤洲》，用以寄托哀思。在这篇文章中，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注：详见老舍：《哭白涤洲》，《人间世》第17期（1934年12月5日）。）。环境的险恶，友人遭际的不幸，想从事专业写作而不能的苦衷，这些使他“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这些情况都对他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风格的某些变动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发生的。

《樱海集》，以及其后出版的《蛤藻集》，在《论语》上连载的《文博士》等，在艺术格调上，确如作家所说，有了变动，辛辣的讽刺多于幽默，笔触细腻，很少过分夸张的浅露的描写，呈现着清新、凝重的特色。

中、短篇小说创作

《樱海集》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收短篇《上任》，《牺牲》、《柳屯的》、《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毛毛虫》、《善人》、《邻居们》、《阳光》，中篇《月牙儿》。《蛤藻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收短篇《老字号》、《断魂枪》、《听来的故事》、《新韩穆烈德》，中篇《新时代的旧悲剧》、《且说屋里》。此外，还有未收入集中的短篇《裕兴池里》、《创造病》、《新爱弥耳》、《番表》、《牛老爷的痰盂》等，还有中篇《我这一辈子》（注：《我这一辈子》后来收入《火车集》。）。

这些作品同《赶集》中的作品比较，在题材上无疑是扩大了。作家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罪恶、汉奸、洋奴的卑劣的嘴脸，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而且批判的锋芒和鞭挞的力量也有所增强。

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任》、《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都是这样的作品。

《上任》中的尤老二，做了多年土匪，却被李司令任命为稽察长，负责维持社会治安，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富于讽刺意味的。他刚刚上任，“匪”就找上门来，名义上是来贺喜，实际上是来索取路费，他们其实都是熟人。打发走这一伙，又来了另一伙，除了要路费而外，还要他帮忙窝藏武器。这样，八十块办公费全搭进去还不够用，又挖了他自己月薪中的十六元。这就是尤老二“上任”拿“匪”的经过。“拿不了匪，倒叫匪给拿了，多么大的笑话！”但是这个笑话的根源就在于尤老二本人原先就是一个土匪。这个情节带有隐喻性质。作品暗示给人们：国民党政权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以“维持治安”自命，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伙装模作样的文明土匪。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作品构思奇巧，意味深长，是老舍短篇中的优秀之作。《新时代的旧悲剧》篇幅较长，内容也较复杂。这个作品的主角是陈老先生，他的大家庭在“新时代”错综复杂矛盾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他本人也在绝望中发了疯。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他的儿子侦探长廉伯同公安局长勾心斗角，结果遭了公安局长的暗算，最后被“法办”了。廉伯的罪行是：“强迫商家送礼；霸占良家妇女；假公济私，借赈私运粮米、窃卖私货……”但是，在这场争斗中的公安局长其实也并不比廉伯好些，“廉伯与局长是半斤八两，不过廉伯的运气差一点；情屈命不屈。”廉伯是被“法办”了，而公安局长却逍遥法外，依然故我。这个情节把国民党政权的黑暗暴露无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廉伯用巧取豪夺弄来的财物奉献给陈老先生，竟被人誉为“孝子”，陈老先生也并不认为这有违“圣人之道”。这个细节把国民党官吏的虚伪面孔、陈老先生所鼓吹的“孔孟之道”的虚伪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阳光》写一个阔家小姐在生活上堕落的过程。但是这个作品并不简单是一个婚变的故事，它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作品中的“我”是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极端利己的女人。她十分看重自己“大家闺秀”的身份，却又企望新的自由的恋爱生活。而当她面临“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抉择时，由于不能抵抗奢侈生活的引诱，又甘心听任父母的摆布：“爱，说回来，值多少钱一斤呢？”她接受了旧式婚姻，嫁给了一个“少年老成，事